自1月28日起啟用的廣州市社會福利院“嬰兒安全島”從16日起暫停試點，這是目前全國25個試點中首個暫停使用的“嬰兒安全島”，在此前48天中，“安全島”共接收棄嬰262名。為何啟動試點不足兩個月就宣布暫停使用？有關負責人表示，由于安全島的啟動，廣州市福利院接受棄嬰的數量遠遠超過預期，并且已經達到了極限。(3月17日《南方日報》)

　　廣州“棄嬰島”僅試行了48天，便壽終正寢了，令人既惋惜，又難以釋懷。本來是為保障生命權的“棄嬰島”，設立之后反而助長和加重了棄嬰惡行，造成福利院人滿為患，已經達到了承受的極限。現實與初衷的違背，不僅讓福利院顯得十分尷尬，更讓公共救助機制蒙羞。特別是，廣州“棄嬰島”產生生存危機，值得各地反思：只有“揚善”功效、沒有“懲惡”功能的“棄嬰島”，注定會“淪陷”。

　　去年6月，民政部等七部門曾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各級相關部門切實加強對棄嬰的規范管理，嚴禁任何機構和個人私自收留棄嬰。這首先需要公共救助機制挺身而出，在收養棄嬰上擔負大任，充當主力，不給民間非法收養預留空間。更何況，完善社會保障救助機制，化解公眾隱憂和焦慮，已成為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可見，建“棄嬰島”，政府福利機構變被動接收為主動收養，不僅規范了棄嬰收養行為，進一步完善了救助功能，而且更好地保障了棄嬰等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權。

　　不可否認，建“棄嬰島”，一是為了規范收養行為，二是為了對棄嬰實施更好的庇護，而不是鼓勵棄嬰。這與超生的孩子仍然得到社會關愛，其實是一個道理。難道因為超生的孩子，同其他孩子享有同等待遇，我們就有理由認為這是在鼓勵超生嗎？既然當今社會無法根治棄嬰惡行，那么我們不妨在救助棄嬰上有更大作為，畢竟，孩子是無辜的。問題是，對于超生行為，法律給予了嚴厲處罰；而對于棄嬰行為，卻鮮見有處罰的案例。特別是，對于發生在“棄嬰島”的棄嬰行為，非但不進行懲戒，反而還對棄嬰者的身份進行保護，這實際上是對棄嬰行為的一種縱容。

　　因此，“棄嬰島”既要揚善，更要懲惡。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消除人們對“棄嬰島”鼓勵棄嬰的憂慮，才能有效遏制非法棄嬰行為，才能保持“棄嬰島”的生命力。這就需要“棄嬰島”在救助棄嬰的同時，為有關部門打擊棄嬰惡行提供有力證據；需要當地有關部門重新進行制度設計，應該在“棄嬰島”安裝攝像頭或者拍照設備，使遺棄嬰兒者“立此存照”。這樣有利于司法機關對棄嬰行為進行偵查，及時查清棄嬰的原因，并對惡意棄嬰行為實施有效打擊。當然，若要從根本上遏制棄嬰惡行，尚須司法機關提高“遺棄罪”的執行力和違法成本。

關鍵詞：棄嬰島,懲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