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徐駿作(新華社發)

　　放不下商海春作(新華社發)

　　制圖：潘旭濤

　　今年全國兩會的總理記者會上，李克強總理把簡政放權稱作“改革的先手棋”。

　　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僅中央政府下放取消的審批事項就達到416項。

　　3月17日，國務院審改辦在中國機構編制網上公開了國務院60個有行政審批權的部門的“權力清單”，強調“清單外不可審批”。

　　但在審批減少、權力下放的同時，在一些地方，普通民眾、企業和社會組織，卻依然有“辦事難”的苦惱。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何在？如何徹底破解“權力截留”或“改頭換面”的困境，真正使簡政放權落到實處，釋放市場的活力？

　　效果打折：

　　隱性審批從中作梗

　　“總聽新聞里說各地精簡了多少審批項目，報了一大堆數字。實際操作中雖然行政審批的項目少了，但需要前置評估的項目多了。”近日，一位切身經歷了“辦事難”的企業家表示。

　　“現在國家的監管部門也在放權，把審批權放在省里了，但從企業角度來說，還有一些問題。有的項目報上去后，流程比較長，批下來時間比較長。”在日前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談及“投資自由化與企業走向世界”這一話題，民營企業家南存輝如是說。

　　辦事審批時間長、流程多，已經是困擾民眾和企業多年的頑疾。在今年兩會上，各界代表委員對此也多有“吐槽”。海南省人大代表邢詒川在海南兩會上曬出的“行政審批長征圖”，著實在網上引發了熱議。

　　5頁A3紙、30多項審批、10多個部門、上百個章、最少272個審批日……在感嘆“一塊土地的命運太艱難”的同時，邢詒川表示，審批涉及的部門太多，有時出現多次審批、“章套章”等繁瑣的流程，不僅使辦事變得艱難，更容易滋生權力尋租：“審批流程多了，廟就多了，燒香的也就多了，不正之風肯定就更多了。”

　　除了審批冗雜麻煩，代表委員更是指出了一些在權力下放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行業協會和中介機構，成為代表委員集中批評的對象。

　　在上海的兩會上，民革上海市委指出，一些地方政府通過設立扶持項目、評獎評優項目、命名掛牌項目等進行公共資源的政策性分配，成為事實上的隱性審批設定。

　　更隱蔽而頑固的是行政審批中的第三方“中介服務”。這些由第三方機構完成的評估評審事項雖不屬于政府審批范疇，卻使審批“提速”效果打了折扣，而且收費不菲。

　　“一邊是政府下放行政審批事項，一邊卻是部分行業協會職能迅速膨脹。”全國政協委員陳經緯批評道。一些地方的簡政放權存在“一邊做‘減法’一邊做‘加法’”的亂象，一些削減的行政審批事項以登記、備案、年檢等非行政審批的面孔出現，并且存在主體混亂、認定標準不一、缺乏必要監管等問題。

　　浙江省人大財經委曾對2000多家企業進行投資環境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企業感到最耗時的就是“中介服務”，有10多個項目服務時限為2個月以上。據測算，中介服務時間約占項目全部審批服務時間的60%—70%。

　　在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看來，由于許多行政審批程序規定企業提供第三方中介機構的審查意見或檢驗結論，導致一些中介機構取得了類似行政審批的權力，把“隱形審批權”當成掠取暴利的工具。

　　“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在地方上存在一些落實不到位、變相保留的問題。掛靠在政府各部門的事業單位和各類公司、行業協會、商會、中介等社會組織阻礙了簡政放權的有效實施。”湖南省冷水江鋼鐵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陳代富說。

　　根本原因：

　　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難

　　中央一系列簡政放權的舉措，力度和決心都可謂空前。但權力下放后出現的新一輪“辦事難”的問題，原因究竟在哪兒？

　　“過去5年我的體會是，推動改革要帶隊伍，進行改革要靠系統，靠系統的干部來執行。不是說中國政府決定要簡政放權、減少審批就能夠馬上做到的，還要有隊伍理念、權力格局、工作方式、知識結構的轉變等。比如我們改為了注重事中和事后監管，但對那些過去做審批業務的人來說，怎么學會數據分析和事后管理？這要有數據庫，要學會分析、學會發現問題線索，比簡單的審批來說難度高得多。”3月，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央行副行長易綱如是說。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部教授李拓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盡管本屆政府的改革決心已表露無遺，但擺在政府面前的改革阻力卻依然巨大。針對政府自身的改革，本來就有著巨大阻力，而觸動利益的改革則如同逆水行舟，正所謂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都難。

　　“導致這一狀況的始作俑者，正是隱蔽于權力背后的利益。比如大家都在擔心，在貫徹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進程中，往往會出現明減暗增、隱性審批大量存在的結果，原因就在于，既得利益者還想將利益攥在手里。”李拓說。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偉東則告訴本報記者，過去30年來，政府已經進行了多輪機構改革、簡政放權，現在已經進入由注重數量減少到質量提高的階段。

　　“這個過程肯定越來越難，因為這涉及到政府的‘自我革命’或者說是‘權力縮水’。無論是自覺還是被迫，權力都一定會被壓縮和減少，因為我們必須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簡政放權最初肯定是減最容易的、無關緊要的，后面則越來越‘戳到痛處’。進入改革的深水區，才觸及到了利益的實質，也更能體現改革向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邁進的意義。”楊偉東說。

　　李拓表示，目前簡政放權中的阻力主要來自“利益本身的獲得者”。

　　“一些權力行使人包括政府本身的利益摻雜在其中，會帶來阻撓、遲滯改革進程的現象。改革不管動了誰的奶酪，都會遇到阻力。因此，從高層到基層，權力運行的相關層面都要做好相應的準備。下放審批事項和公布權力清單，本身是一個理念變成程序的過程，需要磨合。下放之后怎么把權力交給地方和市場，也有一個過程。”李拓說。

關鍵詞：放權,簡政,審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