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尤其是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致力于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其作為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令華夏兒女倍感鼓舞的是，黨和國家體認到：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更好地用優秀歷史文化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在今年2月份的政治局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利用各種時機和場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活情景和社會氛圍，“使核心價值觀的影響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無時不有”。我們認為：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述，以及中央近期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有關部署，正是“深入闡發中華文化的歷史淵源、獨特創造和思想精髓”的自覺努力；而中華文化關于“風俗”理念與實踐的深厚資源，足以構成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有效維度，構成傳統智慧與當下事業的會通之處。《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共16次出現“風”字，5次出現“俗”字，“風俗”連用雖未出現，卻滲透著對傳統“風俗”之道的自覺接續與現代轉化。

　　一、良風美俗乃是“國之元氣”

　　總書記用“空氣”的意象形容核心價值觀，可謂切中肯綮的不易之論。在中國哲學傳統中，“氣”是一個重要的觀念，既是人生論上“至大至剛”“塞乎天地”的涵養對象，也是宇宙論上萬物生成之所本。孟子通過明道、集義以“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引得歷代仁人志士終生履踐。黃宗羲曾說：“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宋元學案·濂溪學案下》)值得重視的是，東漢哲人王符兼重“氣”的宇宙論與人生論價值，他曾說：“正氣所加，非唯于人，百谷草木，禽獸蟲鱉，皆口養其氣。……以淳粹之氣，生敦龐之民，明德義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后化可美而功可成也。”(《潛夫論·本訓》)由此觀之，“氣”雖無色無臭，但卻“雜然賦流形”地充盈于世間，賦予包括人類在內的萬物以生命；更重要的是，深具道德情懷與精神追求的中華民族，向來珍視的不僅是自然之“氣”，更其是社會之“氣”，孜孜以求、善加養護的正是“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文天祥：《正氣歌》)的“天地正氣”！

　　“氣”之流動是謂“風”。風本是自然現象，“迅雷風烈”等等，莫不以其神秘和偉力而為先民敬畏折服。有了敬畏之心，有了戒慎恐懼，也就滋長出宗教、道德、法律等人類群體的內在律令與外在規約。“人之異于禽獸者”，社會之所以可能，端賴于此。《周易》有云：“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尚書?洪范》將風列為五種基本氣象之一，并將其分為適時產生的“時風”與長刮不止的“恒風”；“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從蟲凡聲”(《說文》)；“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管子·四時》)。更重要的是，人們也認識到：風能動物，亦能化人。“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尚書·說命》)；“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沾”。(《毛詩正義》)

　　“氣”具有自然與社會的二重性，“風”亦如是。東漢學者應劭與班固均在此意義上論述何謂“風”，進而引入“俗”的觀念。應劭認為：“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風俗通義》)“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漢書·地理志》)而《說文》將“俗”解釋為“習”，“習者，數飛也。引申之凡相效謂之習”。(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對此“風”“俗”并舉，后世學者均有解說。元人李果說：“上行下效謂之風，眾心安定謂之俗”。(《風俗通義題解》)明人陸樹聲則說：“介于上謂之風，效于下謂之俗”。(《陸文定公書》)“風”意味著“弘揚”“培育”，“俗”則意味著“推廣”“踐行”。由此觀之，我國傳統的“風俗”之論，不僅具有自然與社會雙重特性，而且兼具中心性(或普遍性)與地方性(或特殊性)兩大面向。“風”的重要政治功效是“化”，“風俗”向來與“教化”并舉，成為衡量治亂良莠的重要標志、決定治亂良莠的重要因素、引導治亂良莠的重要手段。

　　先賢們認識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孟子·公孫丑上》)；“風行俗成，萬世之基也”(《漢書》)；“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風俗通義》)。《管子·牧民》以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徐樂曾上書漢武帝，提出“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的著名命題，而“俗已亂而政不修”遠遜“安土樂俗之民眾”，恰恰構成了“土崩”危于“瓦解”的一大重要緣由。(《漢書》)顧炎武以“易姓改號”為“亡國”，以“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為“亡天下”(《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條)，風俗敗壞、人心頹喪的破壞力甚至遠勝于國之不國；他亦轉引宋代大儒羅仲素語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日知錄》卷十三《廉恥》條)。同時，敦風化俗也被詩家盛贊，引為士人的家國理想，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又如“倘筑天平基，請自厚俗始”(陸游：《歲末感懷以余年諒無幾休日愴已迫為韻》第九)。宋人蘇軾的風俗論可能更具現實意義。他曾將“厚風俗”與“結人心”、“存紀綱”并舉為三項首要之事，并將風俗視若“國之元氣”：“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他特別警示：“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因此，“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而養護元氣之法，端賴于“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易言之，即“以簡易為法，以清凈為心”是也。(《上神宗皇帝書》)此外，蘇軾還指出：“國之興衰，系于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自卑。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恥之風。”(《乞錄用鄭俠王斿狀》)。

　　劉云山同志在近日召開的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工作經驗交流會上指出：五千年厚重歷史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要堅持不忘本來、固本培元。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與“踐行”，恰恰對應了上述中華傳統所昌言的“風-俗”。必須強調的是，“風俗”的內涵與外延均遠大于現代西方風俗學意義上的“Folklore”，我們對此要有充分的主體意識與文明自信。它不僅是《辭海》所謂的“歷代相傳積久成習的風尚、習俗”，而是接近于《現代漢語詞典》所謂的“社會上長期形成的風尚、禮節、習慣的總和”。就其政治社會功用而論，它貫通“廟堂之高”與“江湖之遠”，本于社稷大經大法卻應乎百姓人倫日用，“極高明而道中庸”，體現了文明先祖和歷代賢能對良善治理之道中的精神價值之維的深刻體察，也為當前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提供了深沉厚重的歷史文化依托。收拾世道人心，提振社會風氣，實乃當下中國的一大要務。一個良善的國家治理秩序，欲求其長遠深固，甚至對世界有所擔當，就既應當是一種由可靠而管用的制度勾連與保障的“物理的”秩序，也應當是一種由根深蒂固、返本開新的文化潤滑與滋養的“心靈的”秩序。甚至制度之所以運行、社會之所以可能，都離不開作為“非正式制度”的“風俗”的力量。

　　二、敦風化俗方可“落地生根”

　　推進核心價值觀建設，貴在增強自覺、重在落地生根、難在持久深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的風俗論說，不僅凸顯了良風美俗之于心身家國天下治理秩序的重要意義，更以其敦風化俗的有效動力機制為今日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在此，我們擬從敦風化俗的原因、主體與方法三個角度做一簡單的闡發。

　　1、為何敦風化俗？

　　近年來，學界對何謂傳統中國社會“核心價值觀”多有討論、聚訟紛紜，有的認為是“三綱”，有的認為是“四維”，有的則認為是“五常(德)”。然而，姑且不論傳統“核心價值觀”究竟為何，中華“風俗”之道的可貴之處，恰恰在于高度珍視良善價值在世道人心中的“落地生根”，進而將風俗良莠視為社會治亂的重要判準——“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不可缺矣。”(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九》)敦風化俗，實則蘊含著一種護持傳統而不拘泥傳統的審慎進取精神，正如嚴復所言的“且守且進，此其國之所以駿發而又治安也”，惟其如此，才造就了中華文明的旺盛生命——“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唯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馮友蘭撰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

　　客觀來看，“大傳統”與“小傳統”并進，“雅文化”與“俗文化”兼美，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國運不絕如縷情境之下文明的基本賡續。先賢們認識到：良風美俗的長期涵育足以造就衰亂之際的中流砥柱之士、賦文明以熹微之光——“至其(按：指東漢)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日知錄》卷十三，《兩漢風俗》條)社會真正的危局往往體現為日常生活中的風俗敗壞與人心淪喪——“晚世風流俗敗，嗜欲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盡亡。”(《淮南鴻烈·本經訓》)風俗毀之易而成之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余”(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九》)——“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馀。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日知錄》卷十三，《兩漢風俗》條)

　　當然，歷史上的儒者并不只是將“風俗”視為因循守成的力量，而是同樣堅信“風俗”也應與時偕進而做因革損益。“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為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為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日知錄》卷十三，《宋世風俗》條)。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問題在于是“向善而變”抑或“趨惡而變”。從歷史角度觀之，敦風化俗的原因往往是物欲橫流、信仰缺失、社會斷裂、外力沖擊等因素雜糅之下的“風流俗敗”。我國曾經歷過春秋后期直至西漢中期以及南北朝直至北宋兩次漫長深刻的風俗巨變，相應地通過卓絕努力實現了“漢晉”與“宋明”兩次國民精神秩序的重建，近代以降、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來直至今日，正處在第三次國民精神秩序“大轉型”之中。(秋風：《儒家式現代秩序》)套用漢儒董仲舒的提法，此種轉型的志業不僅在于“改制”，更在于敦風化俗之“更化”——“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天人三策》)

　　而今，“面對世界范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形勢下價值觀較量的新態勢，面對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思想意識多元多樣多變的新特點”，我國正在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引領社會全面進步”，“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正能量”。(《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從大歷史視角觀之，這不啻于中華民族又一次因時更化的自覺努力。

　　2、誰來敦風化俗？

　　征諸我國歷史，先賢們多將敦風化俗作為圣王、官員與士人階層的本務。“圣人作而均齊之，咸歸于正，圣人廢則還其本俗”(《風俗通義》)，“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言圣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漢書》)，“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日知錄》卷十三，《周末風俗》條)；“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漢書》)；“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曾國藩：《原才》)

　　誠然，在良風美俗的塑造上，官員與社會賢達因其握有的公權力或影響力，理應發揮典范作用。“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饑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也。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淮南鴻烈·主術訓》)。但是，權力是把雙刃劍，若恣意妄為，亦可使老百姓進退失據、無所措手足。更有甚者，若當局者本身有悖社會良風美俗，則其惡劣影響尤劇。因此，顧炎武將“恥”視為“四維”之要，厲聲痛斥“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日知錄》卷十三，《廉恥》條)！更為重要的是，鑒于現代社會平等化的基本特征，“風俗”之塑造理應是一種兼具“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橫向交互”的多向度過程——“然人民如只沐浴于君主德化之下，則人民仍只是被動的接受德化，人民之道德主體仍未能樹立。而只可說僅君主自樹立其道德主體。然而如僅君主自樹立其道德主體，而不能使人民樹立其道德的主體，則此君主縱為圣君，而一人之獨圣，此即私‘圣’為我有，即非真能成其為圣，亦非真能樹立其道德的主體。所以人若真成樹立其道德的主體，則彼縱能以德化萬民，亦將以此德化萬民之事之本身，公諸天下，成為萬民之互相德化。”(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正是在此意義上，一方面，“黨員、干部要做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模范。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面帶好頭，以身作則、率先垂范”，領導干部、公眾人物要增強弘揚正氣的責任擔當；另一方面，“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應當“堅持以人為本，尊重群眾主體地位”(《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

　　另外，所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風俗”往往具有較為鮮明的“地方性”特點，但國家先天具有一種“六合同風，九州共貫”(《漢書》)的“齊同風俗”之沖動。但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倘不深入民眾的大層中，于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于存于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為習慣的巖石所壓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時。”(《習慣與改革》)在此，《淮南鴻烈》的《齊俗》篇頗具借鑒意義。該篇依循《莊子》“維齊非齊”之說，強調“以道論者，總而齊之”，以大道一體為主軸，以“體道返性”為目標，以感化方法和柔性方式去“循理行宜”“體情制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大德”，當我們試圖將其推行廣布、以之敦風化俗之時，理應“以百姓心為心”，應當“加強社會思潮動態分析，強化社會熱點難點問題的正面引導，在尊重差異中擴大社會認同，在包容多樣中形成思想共識”，應當“堅持聯系實際，區分層次和對象，加強分類指導，找準與人們思想的共鳴點、與群眾利益的交匯點，做到貼近性、對象化、接地氣”(《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

　　3、如何敦風化俗？

　　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經·系辭上》)，無道不成器，無器亦無道，二者相互依存，不離不棄。中華傳統“風俗”的落地生根，妙就妙在認識到“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王心齋先生遺集》)，妙就妙在踐行了“融入”二字。亦即“亦風亦俗”，高度重視習焉不察、潤物無聲的“百姓人倫日用”，著力使良風經由美俗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涵化人們的思維言行習慣。大德高義，終須落實到百姓日用、民間生活之中。先賢們體認到：“夫禮之初，始于飲食。”(《禮記·禮運》)；“樂也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禮記·樂記》)；“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庫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漢書·董仲舒傳》)；“人之性無邪，久湛于俗則易。易而忘本，合于若性”；“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淮南鴻烈·齊俗》)；“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奸。”(《淮南鴻烈·泰族訓》)。

　　習總書記指出：一種價值觀要真正發揮作用，必須融入社會生活，讓人們在實踐中感知它、領悟它。要注意把我們所提倡的與人們日常生活緊密聯系起來，在“落細、落小、落實”上下功夫。近期中央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一系列部署，準確地把握到應“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人們生產生活和精神世界”，堅持接地氣、貼民心，堅持常態化、長期抓，以積土成山的精神推動核心價值觀建設。如，“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落實到經濟發展實踐和社會治理中”“任務落實到基層”“建設網上傳播陣地”“注重把相關要求上升為具體法律規定”“開展涵養實踐活動”“重視民族傳統節日的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開展移風易俗，創新民俗文化樣式，形成與歷史文化傳統相承接、與時代發展相一致的新民俗”；“形成學習先進、爭當先進的濃厚風氣”“使禮節禮儀成為培育社會主流價值的重要方式”“實現治理效能與道德提升相互促進，形成好人好報、恩將德報的正向效應”以及注重傳承“家風”與旌表“鄉賢”以“樹之風聲”，等等。上述舉措莫不根植于中華文化源遠流長、體大思精的“風俗”傳統，必將發揮預期的成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影響，必將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無時不有、強我國本、德化風行。(執筆人：孔新峰)

關鍵詞：核心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