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為農民工撐起保護傘

——聚焦勞動立法完善過程中的農民工權益保護（上）

中工網記者 宋曉俐

　　畫面一：3月4日，在位于東長安街的國際飯店里，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工會界別的小組討論會上，來自不同領域的60多位工會界委員不時談到了“依法治國”大背景下的農民工權益保護，以及與之關系最為密切的相關法律法規完善問題。

　　畫面二：3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雄壯的國歌聲中開幕，李克強總理代表國務院向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報告四次提到了“農民工”，贏得會場陣陣掌聲。

　　畫面三：3月5日，打破往年慣例，未過完元宵節就返回北京的農民工何正文坐在位于北京石景山的建筑工地臨建房里，對著電視，專心地收看電視機里正在直播的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

　　從政府工作報告到政協會議討論現場，再到會場之外，“農民工”仍然是今年全國兩會關注的熱門話題，農民工權益保護便是話題的核心。

　　農民工權益保護能成為今天這樣全國上下一盤棋，會內會外齊關注的局面，經歷了問題浮出水面，維權意識從無到有，再到實踐陣痛，最后到依法維權的漫長過程。這一過程中，農民工權益的覺醒、實現和再增加，一直被一條主線緊緊貫穿著，那就是我國勞動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正如全國政協委員、民航總局空管局工會主席蘇玲所說：“中國的農民工一路伴隨著中國法律制度的完善不斷堅強前行，他們生活和工作的不斷改善其實折射著中國法治的發展和完善。”

一

　　52歲的何正文是一名建筑工人，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外出打工至今已30多年，在打工洪流中顛沛了大半輩子，但他對生活充滿希望與信心，因為，中國的法治在進步。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第一批打工者，30多年來，何正文從意氣風發的青年變成兩鬢斑白的中老年人。“我就想等等看國家會有什么對于我們農民工有利的政策出臺。”何正文目不轉睛地看著電視直播，生怕錯過了任何一句和農民工有關的內容。

　　1983年10月，20 歲的何正文開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打工生涯，跟著姐夫的堂哥去安徽宿縣修補馬路。工錢是一天一塊、一個月能賺到差不多30塊錢的何正文常常慶幸自己離開了農村，并且有了如此豐厚的收入。然而讓老何無論如何都想不到的是，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深入，大批和何正文有著一樣想法的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將打工者人數一次次刷新，打工者相關勞動權益受到侵害的現象了不斷浮出。但是，這個群體在上世紀90年代，他們對于自己的權益的認識近乎于零，更別提依法維權。

　　何正文始終記得，當時集中在珠三角一帶的打工者們，幾乎全部來自農村，幾乎沒有任何的法律意識，“重要的是在打工者的心里，并不知道有什么樣的法律可以保護打工者。”何正文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有一年，深圳的一個記者去他們工地采訪，當記者問到工友們對法律的態度時，工友們這樣回答：“法律是誰？保護我們的不是老板嗎？有事找老板就可以了。”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常凱向記者證實了何正文所描述的這段社會經歷。常凱告訴記者，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由原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勞動關系逐步轉型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關系，大部分勞動者完全沒有法律觀念。

　　“上個世紀90年代，我們國家開始全面制定和完善保障勞動者權益的法律法規，這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然所驅。”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分黨組書記趙長青對最初頒布的涉及勞動者權益的相關法律法規如數家珍：《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進行了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出臺……

　　這些法規的出臺，對于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的影響是深刻的。

　　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開始實施，它給予農民工帶來了強烈的“安全感”。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施杰對頒布20年的勞動法給出了這樣的評價，施杰說：“勞動法誕生，開啟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關系法治新時代。20年來，無論我國勞動關系發生如何復雜而深刻的變化，它始終可以稱為是勞動者‘護身符’，勞動法對于廣大勞動者而言，必然是中國法治進程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

　　全國政協委員侯欣一對勞動法的出臺給出了這樣的評價：勞動法的頒布象征著中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立法和監管框架基本建立起來，取代原有的計劃經濟行政法規。同時，勞動法也奠定了工人合法權利和簽訂合同權利的基礎，建立起解決勞資爭議、工會和資方簽訂集體合同的框架。

　　勞動法的頒布與實施，10多年的打工生涯讓有高中學歷的何正文有著比其他工友更敏感的維權意識，因此勞動法的出臺帶給他的欣喜和希望比任何農民工都多。“打了那么多年工，在工友們的心里，保護大家的只能靠老板，誰也沒有想到國家能專門出臺一部法律來保護我們打工者。”那段時間，有心的何正文在下了工之后拒絕了工友的所有打牌邀請，拿著一份當年全文刊發的《深圳特區報》一條一條地研究。終于，他成了工友當中最“懂法”的人。

　　何正文懂法，是因為有法可依。

關鍵詞：農民工,保護傘,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