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們的守護

　　因為過度操勞，李利娟的身體每況愈下。2011年冬天，李利娟被診斷出患早期淋巴癌。“住了7天院我就逃回家了，花那么多錢治病，還不如給孩子們創造條件。”李利娟說，自己回家當晚，一個人跑到山上哭了一宿，“早上起來我還是這群孩子的媽媽，我知道我的擔子，我只能更加拼命地養家。”

　　照顧這些沒有血緣關系的孩子，在李利娟看來，是責任也是感恩。“我養了他們，我的命也是他們救回來的。”2001年的一天，剛取完錢的李利娟在銀行門口被打劫，頭部被橡皮棍砸傷縫了78針，傷勢嚴重，失血過多，在休克后曾一度被醫生放棄搶救。“當時收養的6個孩子，給醫生磕頭求繼續救我，給我的家人下跪說不要放棄我，這些孩子在病床邊守了整整三天后我才醒過來。”

　　李利娟的經歷比常人傳奇和豐富。在經歷淋巴癌后，2013年，她還因治療尾椎骨骨折時輸錯藥差點成為植物人。多次死里逃生，李利娟說自己并不害怕死亡，“就怕孩子們沒著落。”

　　拼了命養家的李利娟，在龐大的開支面前，還是顯得力不從心。“不算孩子們治病的費用，一個月開支也要5萬多。”精打細算的李利娟擺鞋攤，又種了20多畝地，養了120多只羊、豬、鵝。“能不買的我們都自給自足，還好孩子們很懂事，都會幫著干農活，照顧弟弟妹妹。”

　　母子之間的隔閡

　　成為75個孩子媽媽的李利娟，卻被親生兒子拒見10年，這是李利娟內心無法愈合的傷痛。“我一生中感到最愧疚、最對不起的就是兒子小文(化名)。”

　　2004年，在北京某部隊當兵的兒子小文受傷，頸椎等多處骨折，需要手術，而當時患重度腦積水的養子豆豆(化名)面臨第二次手術，經權衡，李利娟帶著豆豆趕去上海救治。親生兒子手術無人陪伴照顧，因此小文患上術后抑郁癥，不愿與人交流，最嚴重的是拒見李利娟。之后，小文被送往陜西一家精神病醫院治療。當年秋天，小文被送往其外婆家照顧，但仍不愿與李利娟開口說話。雖然不愿與媽媽交談，但小文在向心理醫生袒露心扉時說道，“我媽媽也很辛苦，我很心疼她。”李利娟一邊說著，一邊擦拭眼淚。

　　母子倆不能正常溝通，成為李利娟最大的遺憾。事實上，她也正因為兒子才開始收養孤兒。

　　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的百萬富翁李利娟，在經歷一場車禍后，曾是勞改犯的丈夫染上毒癮敗光大半家產，離婚后兒子由前夫撫養，自己凈身出戶。之后其前夫“毒性不改”，將兒子以7000元的價格賣給人販子，“我接到消息后，趕到車站在人販子手上把他搶回來。”正是這場家庭變故，李利娟開始收養孤兒。

　　在收養七八個孩子后，李利娟將自己投資鐵礦賺的百萬家產用來養家。到2008年，因城市規劃，李利娟的礦區被規劃成道路，故被下令停產。家中30多個孩子一下斷了經濟來源，李利娟變賣豪宅、轎車等所有值錢的東西給孩子治病。到2011年，李利娟開始入不敷出，“還好有好心人一直捐助。”因不斷有孩子被收養，李利娟借遍親戚朋友，至今已欠債200多萬。

　　民政局回應

　　李利娟收養孤兒，也得到市縣多部門的支持和幫助，武安市民政局副局長李景文接受采訪時說，民間孤兒收養是幾十年的一個遺留問題。李利娟個人獻愛心在收養孤兒，作為民政局必須全力幫助。但“民政局只能在政策允許的條件下支持”。

　　李景文介紹，除李新等還未來得及辦完收養手續的6個孤兒外，其他的孩子都有了戶口，讓孩子們正常接受教育不受影響。因李利娟和孩子們的生活來源主要靠社會捐助，4年前，武安市民政局給49個孩子都上了低保，每個孩子每月領到100到400元不等，來緩解經濟上的壓力。此外，民政局每個月都在提供大米和面粉等物資幫助“愛心村”。

　　李景文稱，根據規定收養孩子必須在政府的福利院中進行。李利娟申辦的武安市民建福利愛心村，是一個民辦非企業性質的機構，是不符合規定的。“如果能夠盡快出臺關于民建福利院的法規進行規范，會更便于操作。”李景文說。

　　因為政策上的限制，李利娟收養的75個孩子無法算作孤兒，不能再被他人領養，她因此婉拒了至少200人的收養意愿。也因收養的孩子越來越多，“愛心村”的用地開始緊張。2013年冬，武安市政府已經給“愛心村”規劃了50畝地，但因資金困難，李利娟拿地仍遙遙無期。京華時報記者王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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