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這個題目，你或許會有些驚訝，或許會覺得我有點故弄玄虛，奧運會現場直播這么潮的事，怎么可能出現在80年前？其實，我一點沒有跟你打誑語，1936年8月，柏林舉行第十一屆奧運會時，國內多家廣播電臺直接與比賽現場的電臺接通，直接實時轉播開幕式，對重大比賽的轉播也“快如閃電”，前所未有。而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收音機就已飛入了廣州“尋常百姓家”，所以不但球迷們天天抱著收音機，與奧運賽場“零距離”接觸；連各報新聞記者也常守在收音機邊，挖出猛料，再以生花妙筆，寫成大稿，以吸引讀者，勝過同行。要知道，那時新聞大戰之激烈，與現在并無太大差別呢。

采寫/廣州日報記者王月華

初識奧運

“奧林匹克”

譯成“吾能比耶”

“奧林匹克”四個字，在今天家喻戶曉，不過，在上世紀初，人們卻很少使用“奧運會”這個說法，而多以“世界運動會”呼之。比如，1936年8月1日，柏林奧運會開幕，《大公報》就推出了《第11屆世運會特輯》，而唯一與中國隊一起漂洋過海的隨團記者馮有真，將自己采寫的報道命名為《世運代表團隨征記》，可見“世運”這個稱呼，已經約定俗成。

不過，“世運”這個四平八穩的詞兒，并不是國人對奧運會最初的稱呼。要知道，“奧林匹克”最早是以“吾能比耶”這個激動人心的稱謂傳入中國的，細論個中緣由，也是一個蠻有趣的故事。我們上一次說了，1936年8月，中國第一次派出大規模的體育代表團，參加柏林奧運會，國內各媒體也第一次進行了大規模報道。不過，早在1928年7月底開幕的阿姆斯特丹奧運會上，中國就派出了一個“兩人代表團”，前去觀摩奧運，其中一人是當時的中國駐丹麥公使；另一人是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名譽干事宋如海，當時正在美國春田學院留學，他受當時中國奧委會主席王正廷的委托，從紐約搭船前往阿姆斯特丹，觀摩奧運，并收集資料，為中國選手以后遠征奧運做準備。

宋如海在看臺上目睹各國健兒向著“更高、更快、更強”的目標奮力拼搏，激動得不能自已。于是，他一連多日奮筆疾書，先后寫下了14篇通訊，詳說奧運會的方方面面，并從阿姆斯特丹通過海郵寄回國內，發表在《申報》上，而“奧林匹克”四個字，就被他翻譯成了“吾能比耶”，真是十分形象精彩，且蘊含了“吾人均能參加此項比賽”的意思。《申報》刊登的時候，就直接冠以“吾能比耶”的標題，這是國內最早的關于奧運會的報道。

由于《申報》在廣州的發行網絡挺發達，于是，成千上萬的市民就通過《申報》了解了“吾能比耶”的精彩。有趣的是，阿姆斯特丹奧運會于1928年7月28日開幕，8月12日閉幕；但《申報》直到8月21日才刊登了“吾能比耶”的第一篇報道，至10月31日才登完最后一篇，而宋如海本人早在半個月前回國了，當時海上郵件傳遞之慢，由此可見一斑。

激烈競爭

報紙爭做特刊 引爆新聞大戰

一轉眼，8年過去了，“吾能比耶”的觀念在國內逐漸深入人心，媒體關注度也越來越高，待到1936年8月第十一屆奧運會舉行時，遠征柏林的數十名中國運動員就成了各報關注的焦點，新聞大戰一觸即發。我們在以前的“檔案解密”專欄里說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被稱為“報館街”的光復路一帶就有百來家報館，彼此競爭十分激烈，但凡國際國內有個風吹草動，都有報紙出來大書特書一番，遇見中國首次組團參加奧運這樣的大事，想來它們更不會放過。不過，或許是年代久遠，或許是搜索方法不對頭，我一時半會沒有找到合適的史料。幸運的是，我在當時最有名的兩份報紙——《申報》與《大公報》上找到了大量報道，這兩份報紙的發行網絡遍及全國，在廣州的擁躉也頗不少，從它們濃墨重彩的報道中，你或許可以聞到當年各報新聞大戰的硝煙味兒。

奧運尚未開幕

新聞大戰開打

說起來，《申報》與《大公報》80年前進行奧運報道的套路還真挺“潮”的，像編特刊、做號外、刮猛料、約獨家專訪這些今天業內常用的手法，當時它們已經用得相當嫻熟了。奧運會開幕前半個月，《申報》就已開始逐日報道奧運火炬傳遞情況，在奧運會期間更設立了“奧運專版”，重點報道中國選手的表現，而《大公報》也推出了《第11屆世運會特輯》和圖片特輯，除了反映中國選手在賽場上的英姿，還報道了不少花絮，像《德明星市長招待我女選手》、《我國國術表演大受觀眾歡迎》、《世運火炬出發時希臘少女向太陽取火》等，讀來令人饒有興趣，至于當時奪得百米賽跑的冠軍史蒂芬、奪得撐竿跳冠軍的梅杜斯等知名“女神”，兩家報紙也不忘上幾張“玉照”，一飽讀者眼福。

越洋電報太貴

記者不敢“注水”

那時，說到對中國代表團的期待，誰也不會奢望“首金”，大家只是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樣盼著中國選手沖進決賽，所以，在田徑選手幾乎全軍覆沒之際，撐竿跳選手符保盧沖進決賽，簡直像為大家注射了一劑強心針，于是，8月6日的《申報》與《大公報》都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這條新聞，碩大的標題下面，還有現場實時傳真回來的圖片，這在當時可以說是彌足珍貴。

不過，如果你更細心的話，就會發現，柏林奧運會期間，盡管《申報》和《大公報》都刊登了約500篇文章，但長篇報道并不是特別多，多的是兩三百字的短稿，有時一個奧運專版，可以裝下近三十條稿件，這當然是因為發稿太貴的緣故。要知道，那時發稿可是要用越洋電報的，越洋電報到底有多貴，我因為找不到具體的價目表，所以不敢亂說；但根據當時國內新聞電報每個字三分錢（0.03銀圓）的收費標準，發一篇稿子回來肯定不便宜，故而特派記者必須惜字如金，若要敢寫“注水稿”，回來肯定會被老板罵個半死。

不變情懷

大賽凌晨轉播 球迷通宵守候

電報太貴，記者不敢放開手腳，幸而那時廣播開始普及。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舉行之際，BBC、NBC與CBS等廣播公司進行了零星報道；而1936年柏林奧運會舉行之際，組委會專門設立了一個廣播中心，與44個國家的有線或無線電廣播電臺連通，其中就有中國。在國內，除了官辦的廣播電臺外，還有一些民營廣播電臺都對開幕式進行了現場直播，人們只要守在收音機旁邊，就能“零距離”接觸開幕式現場了。

看到這兒，讀者你或許會問了，那當時廣州是不是家家都有收音機呢？因為一時查不到確切的資料，這個我也不敢說。不過，20世紀30年代初，一臺收音機的價格不過十來元，相當于一個中等收入者半個月的工資，所以買臺收音機，真不是什么難事，而根據1930年一期《市政公報》的記載，當時“市民多裝置收音機收音，以資娛樂，同時市內發售此項收音機的商店，亦如雨后春筍”，想來當年守著收音機，聽賽況的市民大有人在。

舉個例子，1936年8月8日凌晨1時（柏林時間7日18時），中國籃球隊與日本籃球隊比賽，凌晨3時，“中央通訊社”特派柏林的記者就向國內球迷轉播了這項賽事，估計當年城內也有不少球迷守著收音機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時至今日，80年過去了，如今體育賽事的傳播手段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但球迷們通宵守候，為中國隊加油的心情可是一點都沒變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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