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冬的西部中國，從黃土高原到云貴高原，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在黨的組織間從上至下、層層傳導。從嚴治黨，如同冬日的暖陽，灑遍窯洞院壩、侗寨苗嶺，成為這個冬天里的全民熱詞。

　　從陜西、甘肅，一路采訪到貴州，“支部+產業鏈”“黨建+合作社”“干部+貧困戶”……所見所聞的事實，讓記者深切感受到，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帶來的不僅是黨風的變化、社會風氣的變化，也為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強勁助推力。

　　干部能帶頭，黨員有勁頭，群眾有奔頭

　　甘肅定西，苦甲天下。

　　兩年前，來定西市安定區李家堡鎮黃金村的駐村干部宋兆這樣形容：全村900余人，500多人外出，2300多畝耕地撂荒。村里最年輕的，是42歲的村文書。部分村民還過著“早上蒸洋芋，中午煮洋芋，晚上炒洋芋”的日子。

　　這樣的日子不能再過。宋兆和其他黨員行動了起來。

　　改變現狀，可不像搗爛洋芋那樣簡單。宋兆和村干部經過調研謀劃，決定將村里2300多畝撂荒地集中流轉成立合作社，利用宋兆畜牧專業背景，指導村民種植燕麥、苜蓿、青貯玉米，并發展標準化養殖。

　　村干部的好想法卻遭遇冷板凳。好端端的地不種糧食種牧草？群眾心里沒底，寧可讓地荒著，也不愿轉給合作社。

　　群眾不相信，黨員先做出樣子。村支書靳政武自掏腰包買了農機具；黨員杜榮國帶頭建了標準圈舍；做生意的入黨積極分子張鵬投入1700多萬元，建起了植保、農機和防疫服務隊。

　　干部的帶頭、黨員的勁頭，慢慢點燃了群眾的盼頭。大家一傳十、十傳百，先后有101戶加入合作社。第一年下來，土地租金、打工收入加上年底分紅，戶均增收4000多元。

　　安定區委書記趙眾煒說，黨員干部是不是一面旗幟，不能光憑嘴說，還要圍著群眾轉，做給群眾看，帶著群眾干。“在群眾中培養能人，在能人中發展黨員，在黨員中選撥干部，激活黨的‘先進生產力’屬性，是發揮貧困地區黨員戰斗堡壘作用的有效手段。”

　　陜西黃龍縣三岔鎮四條梁村是四鄰八鄉的首富村。這個村“黨支部+合作社+互聯網+農戶”四位一體交叉互動，發展蘋果和核桃產業，戶均收入15萬元，八成以上農戶家有小汽車、縣城有樓房。

　　采訪時記者看到,這個村的圣地紅果業合作社淘寶店，“黨支部掌舵，合作社揚帆”的字條不斷滾動，村支部的介紹詳細醒目。

　　“一個賣水果的網站，為什么要突出黨支部？”

　　“黨員負責任、講誠信、有能力，說的話有人信啊。”支部書記常建立說，“合作社理事都是黨員，也是村里的種植能手。網站是黨支部建的，就是對客戶的一種承諾。”

　　“黨性駕馭能力，能力服務黨性。”縣委書記任高飛說，全面從嚴治黨讓黨員的身份亮了、責任重了、帶動意識強了。“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性，有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的能力，這樣的黨員干部，是黨‘先進生產力’屬性的體現者。”

　　年年搞救濟，不如選個好書記；給錢給物，不如給個好支部

　　去年11月底見到王乃林時，他正忙得不可開交。這位黃龍縣白馬灘鎮河西坡村農民，養殖的3畝大閘蟹喜獲豐收。他一手一只大閘蟹,正捆綁裝箱。催貨的電話，不時在他手機上響起。

　　在干旱少雨的陜北養殖江南水鄉的大閘蟹，是黃龍縣確定的精準脫貧項目。

　　陜北生態脆弱，黃龍獨類江南，森林覆蓋率近九成。幾年前任高飛在江蘇泰州掛職，看到當地大閘蟹熱銷，就想回去試試。

　　這個想法可在黃龍炸了鍋：會不會水土不服？會不會“南橘北枳”？市場認不認可？

　　縣里從上海海洋大學請來專家，進行可行性論證，又請來江蘇的養殖能手做示范，還成立了技術服務站,連續三年為養殖戶免費提供咨詢、蟹苗、水草等。

　　2013年起步的大閘蟹養殖，現已輻射黃龍縣7個鄉鎮，產值超過400萬元，成為這個只有5萬人口的貧困縣精準“割”貧的“柳葉刀”。

　　“決策決策，‘決’是擔當，‘策’是方法。”任高飛說，“堅持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因地制宜確定產業方向，優化配置生產資料，才能更好地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

　　貴州安順市平壩區樂平鎮塘約村，兩年前八成壯勞力外出，三成耕地撂荒，貧困發生率近兩成。2014年6月3日，一場百年不遇的暴雨，把全村夷為一片廢墟。

　　另起爐灶涅槃重生，還是等著救濟修修補補？經過一個月大討論，村里決定全面整頓黨風，改變農戶單打獨斗的發展方式，重新配置生產資料，抱團發展，再造全新生產關系。

　　村里對每塊田地、每片山林、每個宅基地一尺一尺丈量，摸清全部家底，算清每筆細賬，厘清集體和農戶的所有資產邊界。在此基礎上，對村集體和農戶的七項資產全部確權。哪些是集體的，哪些是村民的，不留一處死角，精確到尺到元。

　　“七權同確”之后，村民按自愿原則，將承包地流轉給村合作社。合作社組建生產、營銷、農機、勞務團隊，統一發展特色產業，按比例與村民分配收益。

　　優化配置后的生產關系，激發了生產力迅猛發展：兩年時間，全村921戶農民全部加入合作社，村集體經濟由零猛增至200多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從不足4000元達到超過1萬元。

　　黨風清正了，人心回來了，經濟起來了

　　短短一年，一個“嚴”字，改變了陜西寶紡集團大榮公司數千職工的命運，也讓笑容重新回到黨委副書記蘇冰的臉上——他再也不用扛著攝像機去廠門口蹲守，抓拍遲到早退的職工了。

　　2016年，企業打了個漂亮的翻身仗：月銷售額翻了近一番，產銷率首次100%，職工收入接近4000元。

　　欣喜，寫在每個職工臉上。

　　就在一年前，這家虧損逾4000萬元的老牌國企，還面臨著二次破產窘境：停產車間超過80%，每織1米布就虧損45元錢，不生產等死，生產找死。

　　更可怕的，是干群信任的消散、職工信心的喪失。“黨組織沒有凝聚力，人心散了！”因為擔心企業倒閉，職工多次聚集上訪，要求提前發放住房公積金。

　　2016年初，重組改制后的企業掛牌，新黨委祭出改革三板斧：領導干部全部下車間，機關減員不加薪；發力供給側，淘汰落后產能，提高核心競爭力；改運行數十年的“四班制”為“三班制”。

　　三板斧下去，黨員像樣了，人心回來了，企業變樣了。奄奄一息的老國企就此蘇醒。

　　人還是那些人，事還是那些事。短短一年，讓大榮起死的靈丹在哪里？回生的妙藥又是什么？

　　“從嚴治黨是根本，人心回歸是關鍵。”30年工齡的老職工謝芙蓉一語道破玄機。

　　“過去漲工資，都是按比例漲。明面上看，工人的比例比干部高，但干部工資基數大，漲來漲去，還是干部拿的多。”謝芙蓉說，“每漲一次工資，差距就拉大一截，怨氣又新積一層。”

　　新辦法按絕對額漲，幾次下來，現在一線工人工資已普遍高于領導。黨員干部帶頭加班加點、去權讓利，加責不加薪；普通職工成為企業的主人，分享改革紅利的大頭。一減一加之間，企業的精氣神就上來了，職工看黨員、黨員看干部，層層帶動，心齊氣順、人心向上。

　　“過去下班前，趕緊把廠服脫了，穿著怕外面人笑話。”謝芙蓉說，“現在上下班逛大街都穿著，覺得特別美！”

　　貴州省仁懷市壇廠街道枇杷村，4年前因為征地用工，數百村民打砸鎮政府，干群關系跌至冰點，發展幾近停滯。

　　鎮村兩級新班子堅持從嚴治黨、讓利于民，緊扣“黨建+旅游”調整發展思路，取消工業項目，集約土地發展生態旅游觀光。

　　黨風好轉了，民心慢慢回歸了。冬閑時節，村民們正忙著裝修房子、整理花壇，準備迎接節日農家游。

　　昔日枇杷怨滿天，今朝枇杷花爭妍。曾經出了名的后進村，正在由亂變治、由窮到富、由怒轉喜。一批過去不相信黨員、不相信干部的年輕人，也主動遞上了入黨申請書。

　　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最關鍵的因素。從嚴治黨的威力，就在于它把黨內“嚴治”的成果，通過示范帶動連鎖反應，在生產力的所有“人”之間傳導，最終匯聚成全社會、全民性的正能量。

　　黨員不做“老好人”，干事創業勇擔當

　　“安定區編制‘十三五’規劃，總體思路確定后的那天晚上，我從辦公室出來，仰望滿天繁星，突然感到有點‘害怕’：全區47萬人口，未來5年的吃飯發展，就是我們黨委班子幾個人劃了圈的薄薄幾頁紙。我又反復追問自己，到底行不行？還有沒有問題？”

　　趙眾煒用“沉甸甸”形容這份責任的重量：“我把整個規劃又過了一遍。雖然此前經過無數遍調研討論，但此刻我仍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惶恐。”

　　趙眾煒的這種“惶恐”，是從嚴治黨的價值取向，也是被關進制度籠子的權力新常態，更是黨員干部謀求發展的責任擔當。

　　“從嚴治黨從來就不是要把黨員管成‘老好人’‘太平官’，而是要從根本上喚起黨員干事創業的擔當。”甘肅省隴南市成縣縣委書記李祥說，“黨員干部必須吃透中央精神，知難而進、科學決策、勇于擔當。”

　　有責任才會有思路，敢擔當就會有辦法。

　　在生態脆弱的黃土高原，黃龍縣把特色旅游做成了區域經濟的品牌；在偏遠閉塞的甘肅隴南，成縣建成了西北最大的電商基地；在西南邊陲的貴陽，正孵化著中國大數據產業第一城……

　　不管是“反彈琶琵”，還是“彎道超車”，都體現了先天資源匱乏的欠發達地區，在從嚴治黨洗禮下，黨員干部想干事的責任、敢干事的擔當、會干事的能力，在解放生產力實踐中的大凝聚、大迸發。

　　在陜北高原的窯洞前，在隴中丘陵的院落里，在赤水河畔的場壩上，從嚴治黨激發的生產力大解放大發展，正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執著，久久為功，詮釋著“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這一科學論斷。(參與采寫：付瑞霞、王博)

關鍵詞：基層黨建,從嚴治黨,云貴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