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聰悅（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落下帷幕，民主黨、共和黨分別控制參、眾兩院，共和黨大獲全勝的局面并未出現。比結果更“精彩”的是選舉過程：由于郵寄選票和提前投票大大增加了計票難度和選情波折，加之兩黨在動員選民時均訴諸極端化策略，一場原本以“改選”為關鍵詞的政治常規程序異化為光怪陸離的政客演義和自我否決的政治鬧劇。

“民主投票”遭遇群體失語

NBC新聞的民意調查顯示，受訪者中66%的人認為此次中期選舉意義非凡，且64%的人表達了相當高漲的投票熱情，該情勢甚至超過了2018年特朗普作為熱點爭議人物時所激發的民眾參與意向（58%）。然而，投票熱忱并不能與良性政治生態畫等號。恰恰相反，政黨和社會雙重極化下的中期選舉成為部分極端分子的狂歡舞臺。有調查顯示，約100名意欲參選者因發表極端觀點、與極端分子有染、宣揚陰謀論而被標記為“問題候選人”，其中至少24名候選人以各種形式表達了對極端分子及其理念的欽佩。選民對這類候選人的追捧表明，反映美國政治光譜主流認知的“奧弗頓之窗”正在不斷“破框”，人們對極端信仰和意識形態的麻木程度越來越高。

與此同時，看似轟轟烈烈的選舉，某種程度上是在用篩選包裝社會分歧、散布假新聞、黨派間相互詆毀等方式，阻塞了普通選民獲取真實信息和表達民意的自由通道。再加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既是傳統政治動員的“加速器”，開創了全新的公共話語場域；還充當了使另類政治、極端言論、虛假之辭在民眾中完成精準投放和個性化共享的“過濾器”。這最終導致“溫和的大多數”要么受到輿論洪流的裹挾，卷入政客布下的選戰棋盤中；要么成為僅憑特定議題決定選票去向的“單一議題投票者”；要么為宣泄對執政者的不滿轉而投給并不看好的在野黨候選人；要么懷著“不少我這一票”的心理徹底放棄參與。本質上講，他們大多因濫用、不用或錯用話語權而陷入失語。

全民議題成了“精英對決”

中期選舉不僅涉及國會控制權調整，決定著拜登未來兩年的施政空間和執政力度，更是選民就通貨膨脹、墮胎、控槍、非法移民等重大關切亮明立場的過程。因此兩黨均不遺余力精心設計議題組合、制造對抗、煽動民意，并配合上演花式鬧劇。從議題選擇看，墮胎權是民主黨用來大做文章攻擊對手的有力“賣點”，選舉造勢期間播出至少68000個相關電視廣告，同時在北卡羅來納州、新墨西哥州、明尼蘇達州、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州和佛羅里達州等地針對共和黨候選人定向投放廣告，斥資約3100萬美元。而共和黨則牢牢抓住民眾對拜登沒能有效提振美國經濟的失望情緒，就通貨膨脹問題不惜下了血本。據不完全統計，共和黨今年在此類電視廣告上花費超過4060萬美元，播放量超過12.7萬次；還在臉書嵌入廣告上投入了160多萬美元，顯示量至少9700萬次。所謂“誰能為問題提供更佳解決方案”的治理能力考察，早已淪為“燒錢游戲”。

“精英對決”在非法移民問題上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得克薩斯州州長阿博特、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試圖通過把無證移民“精準投遞”至民主黨政要家門口的方式，抨擊拜登的邊境安全政策，鞏固共和黨選票，全然置移民人權和選民呼聲于不顧。換言之，一方面墮胎、通脹等民生大事已在金錢政治和利益集團操控中徹底“籌碼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國政黨政治正從“綱領型”向“侍從型”退化。共和、民主兩黨從角力點到議程設定均屈從于兩重目標：一是精英利益，二是民眾選票。利益交換與權宜之計逐步抑制了兩黨共同塑造議程、凝聚共識的基本能力，致使美國陷入“后民主時代”法治薄弱、經濟績效走低、制度危機頻仍的泥潭中。

“文明選舉”充斥政治暴力

在美式民主語境下，成功的民主治理之道即促進和保護人權及基本自由。此次中期選舉卻堪稱暴力與偏見并存，不僅對部分身處其中者構成了嚴峻的人身威脅，更是將“真政權，假人權”的美式選舉現實昭然于世。據國會警察局記錄，近年來針對國會議員的威脅顯著增加，2021年經手查辦直接或間接的恐嚇案件約9600起，日均事件量超過26起。僅11月8日，亞利桑那州競爭最激烈的縣的選舉工作人員便不得不直面100多起暴力威脅和恐嚇信。中期選舉步入拉鋸期后，多個政府網站屢遭攻擊，競選候選人、民選官員、投票站工作人員、政治黨團、政黨代表以及與計票有關的私營公司都在極端主義團體訴諸政治暴力的“攻擊半徑”內，女性和有色人種官員風險更高。

棘手的是，一方面大量政治暴力都藏匿于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大旗之下，由此出現一種“形式上保護普世人權之舉，卻對部分人權構成實質侵犯”的窘境；另一方面受害者的不作為反向刺激了極端團體的造勢氣焰和暴力升級。無怪乎美國國際問題專家托馬斯·弗里德曼評論稱，“我們的民主正處于可怕的危險之中，比1861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危險。”

一個美國與多重斷層

共和黨大勝的情形并未出現，令拜登對中期選舉表示滿意，稱“這對民主來說是美好的一天”。這“美好”真的美好嗎？此次中期選舉繼續加劇兩黨對立、紅藍分化，儼然構成“兩個美國”，個中的差異化生活體驗通過是否視墮胎為犯罪、是否控槍、是否推進大麻合法化等細節延展開來，并逐步刺激雙方標榜自我正確并強化“人口忠誠”，由此孕育了新的文化鴻溝。無怪乎有人評論稱“憑借一種通用的語言，美國應該不會陷入這種癱瘓狀態。可紅藍州之間的文化鴻溝就像語言障礙一樣令人費解”。

這種割裂在2021年一項關于美國人是否支持紅藍州各自成立國家的民調中得到印證，約有52%的特朗普支持者和41%的拜登支持者表示贊同。據此可知，紅藍對峙既是美國人的歷史與當下，目之所及也將成為他們的未來。美國長期政治策略家邁克爾·波德霍爾澤指出，思考美國問題的大忌就是把它想象成一個單一國家，然而我們從來都不是，我們更像是一個由紅色國家、藍色國家組成的聯邦共和國。

另一個斷層出現在不同代際之間。此次中期選舉，有27%的年輕選民（18~29歲）參與投票。在一些關鍵搖擺州，年輕人的投票率更是高達31%。這是美國中期選舉史中罕見的局面。民調機構往往難以掌握年輕人的投票意向，因此，63%的年輕人支持民主黨眾議院候選人而成功將媒體呼之欲出的“紅色浪潮”變為“粉色淺灘”。相較而言，超過一半的65歲以上選民均支持共和黨。由此可見，以政黨極化為背景的代際差異正在重新書寫著美國人對各項重大生活議題的基本看法、表達方式和改革力度，某種程度上“青年震蕩”也將決定美國政治和社會的未來走向。

《光明日報》（ 2022年11月23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