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滿10歲的兒童不能讓其獨處、也不得交由未滿16歲的人代為照顧，學校布置的家庭作業不能超過國家規定量……這些細致而嚴格的規定，來自《廣州市未成年人保護規定(草案)》(簡稱草案)，日前已提交市人大審議。不過，這一堪稱“史上最嚴”的兒童保護條款，出臺后卻未收獲預期的一致喝彩，其中某些規定的“不可行性”，反而引發網友的吐槽和家長的疑惑——保護孩子的初衷雖好，但如此“一刀切”的要求，究竟能不能從法律紙面走進社會現實？

　　——編者

　　政府出嚴規

　　細化父母和監護人義務，未盡保護的要負法律責任

　　家長不得讓未滿10周歲的子女獨處，不得交由未滿16周歲、或者有法定傳染病、或者身心有嚴重障礙、或者其他可能影響未成年人安全的人代為照顧——近日，《廣州市未成年人保護規定(草案)》甫一出爐，這條“未滿10歲不得獨處”的嚴規立刻在微博“走紅”。

　　其實，早在2012年2月，廣州市人大法工委和共青團廣州市委就聯合啟動了《廣州市未成年人保護規定(草案)》的立法。今年4月23日，草案正式提交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十四次會議審議(一審)，被列為2013年立法計劃項目。

　　記者了解到，每到夏天，廣州不少地方會發生未成年人游泳溺亡事故，或因疏于照看發生小孩被車撞等悲劇。“未滿10周歲的未成年人屬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不能正確判斷自己行為，因此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應嚴加看管，不得讓其獨處或委托不適宜的人代為照顧。”有專家解釋說。而按照草案的規定，父母或監護人讓10周歲以下兒童獨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基層群眾性組織予以勸誡、制止。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行政處罰。

　　這次的草案，不但“嚴”而且“細”，涉及未成年人保護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小學減負、教師管理、網絡防護、托管機構監管等。比如，學校應當保證學生在校期間每天參加不少于一小時的戶外體育鍛煉，學校、幼兒園、托兒所的校車應當安裝、使用帶有衛星定位和視頻監控功能的行駛記錄儀，并接入教育部門的監控平臺等。針對近幾年頻發的未成年人在學校門前遭受傷害的事件，草案還特別規定：早7時至晚6時，學校應當允許本校學生留校或者入校，以應對不少家長忙于上班，不能按時接送孩子上學、放學的實際困難。

　　而在社會保護方面，草案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如發現未成年人流浪街頭的，向民政或者公安機關報告；發現用人單位非法招用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的，向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報告；發現適齡未成年人未接受義務教育的，及校車存在超載等不符合安全標準的，向教育部門報告。

　　“變‘被動’保護為‘主動’保護，用立法的手段厘清了家長、學校、社會等對未成年人安全的義務，同時明確了未盡義務的法律責任。”廣州市人大相關負責人如此解讀草案的意義。

　　家長有話說

　　受條件所限，“一刀切”要求難以遵守，規定恐流于紙面

　　“我們八九歲的時候就幫著爸媽帶弟弟妹妹了，現在未滿10周歲不得獨處，這現實嗎？連這也要罰，未免太嚴厲了吧！”聽說出臺了未成年人保護規定，廣西籍外來務工人員岑信宇挺高興，但看到某些條款，卻直搖頭。

　　岑信宇坦言，自己的兒子今年剛上小學，已經很懂事。平時他們夫婦倆忙于工作，兒子放學后，常常是自己先回家，關好門邊做作業邊等父母回來。“如果不讓他獨處，難道我每天還要提前回家，或聘個保姆看著他？這哪是我們外來務工人員負擔得起的？”

　　記者了解到，像岑信宇的問題，在外來務工人員群體中廣泛存在。雖然一直以來，因對隨遷子女監護不善而引發的悲劇時有發生，但大多數受訪者都表示，考慮到中國的發展階段和當前的社會現實，“一刀切”要求“不得獨處”未免太過嚴厲，無法完全遵守。

　　不僅外來工，這樣一條規定，很多白領也很難做到。在廣州一家網站做編輯的甘甜說，現在都市白領工作都很忙，能照顧孩子的情況下，當然盡可能兩全，但如果孩子大了一些，也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偶爾獨處也是難以避免的。“我們五六歲就獨自上街打醬油了，那你說現在讓孩子去樓下超市買個東西，算不算‘獨處’？”甘甜說，在她老家農村，父母忙于農活，孩子們都是三五成群自己去玩的，如果按這個規定，找誰去“代為照顧”呢？

　　一些市民更是擔心，草案這種“善待兒童，保護孩子”的良好初衷，會不會像之前廣州出臺的控煙條例那樣，因為“不現實”、“難實施”而流于紙面？

　　網友“王玉初”認為，未成年人保護不能只靠法律，如何切實地付諸行動才是關鍵。“就目前來說，很少有人對鄰居單獨留孩子在家進行舉報。在當前這種矛盾多發、情勢復雜的社會下，警察是否有足夠精力與人手來管這樣的事情？執法懲戒監護人與保護孩子的親情之間的微妙關系如何權衡？這都是不小的考驗。”

　　執行難度大

　　草案落地需配套措施跟進，引入社會組織解決托管難題

　　“以前經常看到介紹，國外家長如果單獨留幼小的孩子在家，鄰居會舉報到警察那里，警察會給予干涉，情節嚴重的甚至會剝奪家長的監護權。我們距此，還有很多路要走。”在很多人看來，未成年人保護規定要超越紙面文章走向“實然”，從根本上要依賴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發展和社會成員意識的提升。

　　而在現實層面，草案的落地與執行，顯然需要更多配套措施的跟進和補充。首位來自農民工群體的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建議，可以在社區成立專門的托管站，吸納義工和志愿者參與，為外來工子女服務，外來工自己也可依托托管站組織互助，輔導孩子的功課，并監管他們的安全。

　　針對當前市場上魚龍混雜的營利性托管機構，廣州市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魏強透露，草案已規定，授權市政府制定學生托管服務機構的管理辦法，加強監管，對存在治安、消防等安全隱患的學生托管服務機構，及時責令整改、依法進行處理；對無證經營的學生托管服務機構，依法予以取締。

　　《孩子》雜志主編嚴凱則呼吁，解決未成年人托管問題，要引入社會公益組織，特別是拓展政府補貼的公益組織主導的微利性托管。“相比于市場托管和學校托管，社會公益組織有明顯優勢。比如外來工務工群體，有部分家庭承擔不起市場所要求的托管費用，就可以讓社會公益組織做托管工作。公益組織除了能滿足保障孩子人身安全的最低要求之外，還可以提供良好的教育資源。”至于如何讓社會組織參與進來，他認為這需要政府采購政策的制度指引，也應該采取競爭機制，讓有能力有責任的機構暫時托管。

　　有專家表示，在未成年人保護方面，政府和企業也應當更多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務和社會責任。“比如，街道路面下水井蓋時有時無，且沒有圍護和提醒，給未成年人造成危險，這就暴露出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的疏漏。而未成年人保護，正是要從這些小事做起。”本報記者賀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