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城市改造是城市經營理念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當很多城市都把大量精力投入到轟轟烈烈的造城當中，就不能不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了。《人民日報》今天報道，國家發改委的一個課題組最近對我國12個省區的調查顯示，平均每個地級市要建大約1.5個新城新區，144個地級城市竟然要建超過200個新城新區。

　　這組數字，讓人有些吃驚。我們真的需要建這么多新城新區嗎？不可否認，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舊城改造、建設新區是各地普遍面臨的問題。城市新區曾經是改革開放的重要亮點之一，以前的深圳、浦東新區、濱海新區，還有像近幾年的西咸新區，都為打造中國經濟新增長點、提高城市綜合承載力貢獻了很多價值。但是，人們也擔心，一些地方在聲勢浩大的造城浪潮中忽視城市發展的基本規律。

　　最廣為人知的例子就是鄂爾多斯，有這樣一個盲目造城的先例，應該能夠為其他地方敲響警鐘：城市改造計劃應該謹慎抉擇。但是我們看到，國家發改委這次對12個省區的調查顯示，12個省會城市中，平均每個城市要建4.6個新城新區；144個地級城市，平均每個規劃建設約1.5個新城新區。“造城”作為城市化擴容的升級版，原本是在原城區無法承載人口集聚壓力和實現產業升級的情況下，另辟新城區來獲取足夠人口集聚和產業升級所需要的空間。

　　但是，這個邏輯在很多地方被顛倒了，變成通過“造城運動”達到人口集聚和產業升級的目的，而在改造過程中，公共設施缺乏、服務意識缺位的現象普遍存在。這樣的發展思路，能否迎來美好的結局？恐怕難以樂觀回答。

　　經濟之聲特約評論員、財經專欄作家葉檀對此發表評論。

　　12個省會城市中，平均每個城市要建4.6個新城新區；144個地級城市，平均每個地級市規劃建設約1.5個新城新區，這組數據確實有些出人意料。結合當前各地的情況看，“造城”的動作是否用力過猛？

　　葉檀：這個大規模的造城其實印證了以前的一個觀點——我們現在的城鎮化主要是土地的城鎮化，而不是人口的城鎮化。在新城造城的過程當中，一方面是新城已經只剩下了空殼，在這個空殼里有一些城市獲得新生，另外一些城市成為“鬼城”，留下了沉重的債務，這對于地方政府而言，首先面臨的是巨額壓緊債務的負擔，對土地財政就更加依賴了。另外一方面，由于在推進新城的過程中，成本比較低，就造成大量追逐GDP和追逐政績的行為，使得GDP背后的成本被忽略不見，這個對于整體的經濟發展模式有非常糟糕的示范效應。最后在大規模的精神建設的過程中，因為政府主導，所以它存在普遍的低銷現象。

　　這波造城之風興起和信息化戰略也有密切的關系，中央一再強調這一次新興的城鎮化核心一直強調人的城鎮化，但是具體到地方政府操作，人就被忽略了，他們一味的追求新城區的規模，忽視了城市對于人口公共服務，這樣的造城肯定不是真正的城鎮化，那以人為本的理念缺失反映了什么問題？人的城鎮化具體應該包涵哪些內容？

　　葉檀：人的城鎮化之所以缺失，土地的城鎮化之所以盛行，是因為機制出現了非常大的失誤。土地城鎮化可以很快取得政績，而支出的成本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而在城鎮化的過程中，人的城鎮化成本是最高的。因此，大部分人進城以后，需要技術培訓、就業機會，以及給予最低的保障，這都是一個城鎮非常艱難、非常困難的地方。

　　要改變原來的土地城鎮化老路，走人的城鎮化的新路，起碼有一點必須要做到，就是說在一定的范圍內，必須要開放戶籍制度，否則不可能有人的城鎮化，通過人的勞動力的自由流轉實現人的城鎮化和人的主動選擇。

　　一些觀點認為，二、三線城市因為經濟增長潛力減退導致資本外移、人口流出的情況正在日趨明顯，如果這種趨勢不能扭轉，即使再造一個新城，也可能會因為沒有足夠的市場消化功能而成為空城。這也提醒我們，與其在城市建設中一味貪大求洋，不如扎扎實實提高管理能力和服務意識，真正提升城市的競爭力。那么，針對當前地方政府的“造城運動”，需要什么樣的決策、管理機制加以規范和引導和糾偏呢？

　　葉檀：如果是由政府主導土地，由政府配置基金，配置重要的要素，那么土地的城鎮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城鎮化就會以現在的模式往前走，走到什么時候是個頭呢？走到全國都成為鄂爾多斯的新城為止，這時候土地城鎮化的速度才不得不慢下來?，F在的土地城鎮化有兩方面需要扭轉，第一，政府來配置資源還是市場來配置資源，如果是市場配置資源，有哪些城市的新區可以盈利、人口是足夠的，消費能力是足夠的，那么資金、人就會往那去，新城成為鬼城的概率就會比較少，而且即便成為鬼城，也不會由納稅人買單，政府主要做好規劃和監管就可以了。另一方面，人的城鎮化居然沒有充分融入城市，沒有戶籍，沒有平等的教育機會，也沒有平等的福利機會，土地城市化在急劇的狂風暴雨猛勁的過程當中，有一批人甚至幾億人被落掉后面，表面上他們是進入了城市，但事實上他們根本沒有融入城市，未來會對一個城市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要花非常大的代價來解決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