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春節，40歲的鎮黨委書記任長發過得與往年大不相同。他拒絕了數十次到酒店吃飯的邀請；親友到家，他也只敢準備百元左右的白酒助興；甚至高中同學畢業20周年聚會，他也不敢參加。

　　“現在風聲太緊，老同學你們多理解。我給大家買單，就不進去了。抱歉。”電話中，任長發對聽著免提電話的同學解釋道。

　　事實上，不僅春節期間，在過去的一年，他都沒進過高檔酒店，甚至連家門口的小飯館，也幾乎從不踏足。

　　在中國中部這個小縣城中，不少握有權力的公務員，與任長發有著同樣的轉變。

　　自2013年以來，中央連發十多道“禁令”，以約束和規范公務員行為，杜絕腐敗。2014年1月15日，中央紀委全會公報中再次強調：加大執紀檢查力度，及時查處違紀違規行為，點名道姓通報曝光。

　　據此，這個縣城所屬的地級市及省紀檢委，成立檢查小組，到各單位巡檢。此種威懾力，就像金箍一樣，牢牢地套在任長發等官員的頭上。

　　“我爬到這個位置上不容易，不能因小失大”

　　微妙的變化出現在這個小縣城的每一個角落。

　　春節放假前，不少單位將公車貼條封存，以免節日公車私用走親戚。

　　往年，政府總要采購一批煙花爆竹。今年春節，這筆錢省了下來。

　　以往過年掛滿縣城主干道的燈籠，今年也沒露面。

　　據說，各鄉鎮在每年元宵節組織的舞花燈比賽，今年也被取消。

　　最易觀察到的變化出現在高檔飯店。

　　年前，一家名為“××六號”的高檔飯店門口，赫然打出“小型宴會398元起訂”的橫幅。這家飯店本來專營海參、鮑魚等高檔菜品。

　　據老板透露，整個酒店原先只有9個包廂，每個包廂的消費至少在5000元。酒店剛開業時曾經“一廂難求”，然而好景不長，公款宴請的禁令一來，曾經連續十幾天沒有顧客上門。

　　和其他高檔飯店一樣，這位老板不得不改變營銷策略，除推出低檔產品外，還推出送餐業務。

　　“好長時間沒有進海參、鮑魚了，進了也賣不出去。”老板嘆息道。

　　酒店就在任長發家的樓下。他高中畢業20周年的同學聚會，也選在這家飯店，近在咫尺的任長發卻沒有出現。

　　在這個酒風浩蕩的地方，拒絕吃飯喝酒顯得有點“不近人情”。

　　“大家埋怨就埋怨吧，誰也不想撞到槍口上。”任長發說，“我爬到這個位置上不容易，不能因小失大。”

　　該縣某局局長也在經歷著同樣的“恐懼”。年前幾天，該局長本已和朋友約好，下班后到一家小吃店吃個便飯，聊點私事。

　　約他的朋友中，有一名小官員，知道現在風聲緊，特意選擇了這家小吃店。進飯店之后，他先偵查一番，選擇了一間離后門最近的包廂。他還叮囑領班，要是有人來查，趕緊通風報信兒。

　　即便如此，局長還是沒赴約。出門前，他接到一個官員朋友的短信，告知當晚紀檢委會到酒店檢查。雖然小吃店不在檢查的目標范圍，但局長還是決定不去了，以免“說不清楚”。

　　“小心紀檢委查你，已經變成一句口頭禪。”當地一名紀檢委干部說。

　　“求求你們不要讓我為難了”

　　按照往常節奏，臘月二十三的小年一過，當地就進入過年狀態。家家戶戶開始準備年貨，各單位也紛紛進入采購狀態。大年三十之前，單位采購的年貨，要分發到員工及上級、兄弟單位領導的手中。

　　不過今年，任長發所在的鎮，沒準備任何年貨，“查得嚴，也入不了賬”。

　　他聽到一個說法，紀檢委要求一些大超市，對批量購買的大額購物卡，采取實名制，以便追查購物卡的去向。另外，對持大額購物卡購買商品的顧客，要核實持卡人的信息，以備檢查。

　　在過去，一到年根兒，上班的人大都靜不下心，遲到、早退、曠工等現象，在各個單位都不少見。

　　以往，任長發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但今年，他一改常態。臘月二十八，任長發召集全體工作人員開會，告誡大家一定要準時上下班。

　　“大家都要準時來，有下鄉的人，事先寫好條子。求求你們不要讓我為難了。”這名鎮黨委書記，在講到此處時，向大家鞠了一個躬。

　　嚴格上班時間，實行上下班“四簽到”制度，是當地紀檢委推出的一項舉措，并不定期巡檢。

　　就在任長發開會前幾天，市紀檢委到該縣一個局檢查。這支隊伍到達該局后，要求負責人將工作人員全部召集起來，拿出花名冊，依次點名。當時，已經是上午11∶45，距下班時間只有15分鐘。

　　點名結果，有數人缺席。紀檢委的人要求該局辦公室工作人員打開電話免提，聯絡缺席者，了解其去向，并當場錄音。

　　電話打通后，缺席的人中，有人說自己剛辦完事，快到下班時間了，就回家給孩子做飯；還有人說，剛下鄉回來，一看時間，趕到單位就下班了，干脆就不去了，等等。

　　拿到缺席者的錄音后，紀檢委工作組當場下達了處理這幾名缺席者的指導意見書。

　　“處理意見很強硬，是黨員的，建議黨內警告處分，有職務的，建議免職或降職。”上述該縣紀檢委干部說。

　　第二天，當地報紙上通報了該局對數名缺席者的處理結果，與紀檢委的意見書一致。

　　有缺席者并不認可這樣的處理結果。“我只是早退一會兒，按照規章，最多被罰款，現在將我免職，還有沒有章法？”一名缺席者說。

　　抱怨歸抱怨，對紀檢委的要求，各單位還是不敢懈怠。當然，大家也想好了對策，只要一接到單位電話，一定說自己正在外面處理工作。

　　“以前隨時可去檢查，現在單位派活兒也不愿意去”

　　任長發在鄉鎮工作多年，前后一對比，2013年，確實是一個不尋常的年份。

　　以往，應付檢查是他的一項重要工作，鎮里一年的招待經費至少幾十萬，有的年份甚至超過百萬。市級或省級領導來檢查，一頓飯就可能花掉上萬元。

　　去年，中央發布針對公款宴請的禁令之前，當地紀檢委為遏制公款消費，為該縣各家單位規定了不同檔次的10家飯店，唯有這10家飯店的發票才可入賬，但還是存在動輒上萬元的公款消費。

　　這一次，中央對公務接待有了更嚴格的規定。每一級別的官員，都有相應的接待標準，并且公務往來還要持單位公函。據此，該縣取消了定點接待飯店，各單位要么在自己食堂接待，要么就按標準報銷。

　　“來單位檢查的人明顯少了很多。”任長發說。據他估算，鎮里去年一年的接待費，較前年至少下降2/3。

　　當地一實權部門的工作人員說，禁令之前，該單位的人經常到各單位檢查，“一年總要出去檢查幾十次”。被檢查單位除了陪他們大吃大喝外，還會為每人準備一份禮品。

　　“以前隨時可去檢查，現在單位派活兒也不愿意去。”他說，“各單位都是公事公辦，沒油水可撈。”

　　按他的說法，以前他就是“工資基本不動，吃喝有人相送”。“灰色收入”銳減后，他甚至產生了辭職的念頭，準備做點小生意。

　　不過，一些公務員也表示，中央的禁令雖然斷了他們的“財路”，但對于有些實權部門的官員，效果并不明顯。

　　該縣前任書記，出差前總會帶上企業老板跟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叫企業老板去干什么。”該縣一名官員說。

　　“××六號”的老板也表示，在他酒店埋單的人，多是商人，而非公款。“現在的官員很聰明，不會因為一點小錢，而被紀檢委盯上。”

　　去年，按中央規定，各單位還進行了辦公室改革。任長發這名科級干部，辦公室面積應不超過9平方米。

　　改革前，他的辦公室面積有20多平方米。其中一個小單間擺有一張床，供他值班或中午休息。改革后，他表面上挪到一個小房間。但實際上，他的大部分時間仍待在原來的辦公室。只有當紀檢委來檢查時，他才會暫時到新辦公室“偽裝”一下。

　　盡管在禁令之后，公務員有諸多抱怨，民間卻是一片叫好聲。當地的貼吧上，酒桌上，公務員的命運也成為談資。

　　“早就應該整治了。”有人在貼吧上寫道。也有人擔憂：“以往也整治過，整治期間大家都老老實實，整治過后，大家該干嘛還是干嘛，希望這次整治不是一陣風。”

　　春節7天假期，任長發沒有出門應酬一次，沒有到領導家拜年，也拒絕下屬上門。他聽說，有一名縣里主要領導，為避開春節往來，在初一值班以后，連夜趕到數百公里外的岳父岳母家。

　　年前，中央紀委在該縣查一個從當地提拔的干部的問題，不少干部及企業老板被叫去談了話。當地官場對此大都避而不談。

　　“仕途風險越來越大，還是謹慎點好。”任長發說。

　　(應采訪對象要求，任長發為化名)

關鍵詞：禁令,吃喝,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