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了解，為規范與引導獨立學院的改革發展，教育部在2008年頒布了《獨立學院設置與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教育部26號令”)，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這部立意與出發點都是好的國家部門法規，為什么簽署施行這么多年卻執行不下去呢？獨立學院深化改革又面臨怎樣的形勢？

　　高等教育大眾化與“教育產業化”催生大批獨立學院

　　“毫無疑問，獨立學院是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產物。”湘潭大學興湘學院院長劉巨欽說。

　　一個國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15%以內就是精英階段；15%～50%則屬于大眾化階段；超過50%就是普及化階段。對照美國學者馬丁·特羅的這個理論，中國高等教育發展規模與人民需求之間的矛盾比較尖銳。

　　據參與國家教育政策制定的工作人員透露，1977年恢復高考以后，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1.5%，經過20年發展這個指標才增長至9.1%，而1997年世界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學率達到60%。

　　從1999年開始，中國高等教育進入跨越式發展階段，即全國本專科招生人數1998年是108.36萬，1999年達到159.68萬，增長47.36%；2000年達到220.61萬，增長38.16%；2001年達到268.28萬，增長21.61%。

　　這一系列令人矚目數字的背后，存在著政府對高等教育經費投入不足的嚴重問題。

　　據中國教育學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原校長鐘秉林介紹，1999年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要進一步改變政府包辦教育的狀況，鼓勵社會力量以多種形式辦學。在這一思想的推動下，浙江大學與杭州市政府聯合創辦的浙大城市學院，成為教育部批準的國內第一所獨立學院。

　　“雖然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從未提出‘教育產業化’，但是這股風氣在地方愈演愈烈，成為一些地方推進教育改革發展的理論指導和政策取向。”上述參與決策的工作人員說，獨立學院作為高等教育資源外延性擴張的一種特殊形式，在全國迅速發展起來。

　　教育部發展規劃司的公開材料顯示，到2001年全國獨立學院有318所、在校生達186.6萬人。

　　教育部26號令難以扭轉一些經濟大省的獨立學院格局

　　教育部26令對獨立學院的界定是，實施本科以上學歷教育的普通高等學校與國家機構以外的社會組織或者個人合作，利用非國家財政性經費舉辦的普通本科高校。

　　江蘇省教育廳副廳長丁曉昌介紹，該省正式批準成立蘇州大學文正學院是在1998年12月，全省獨立學院最高峰達到42所。后來教育部強調要有碩士學位的授予單位才能夠舉辦獨立學院，省內規范至26所。

　　不過，知情者向本報記者透露，“江蘇省除江南大學太湖學院2011年6月按教育部26令轉設為無錫太湖學院外，其他25所獨立學院的轉設工作一直進展緩慢。”

　　教育部26令施行后，浙江省教育廳、財政廳、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合發文(浙教計2009年181號文件)對全省獨立學院申請驗收工作進行部署：一是對浙大城市學院、浙大寧波理工學院等投資主體規范，2010年通過教育部考察驗收；二是對寧波大學科技學院、湖州師范學院求真學院、溫州大學甌江學院、杭州師范大學錢江學院等7所學院剝離規范，計劃在2011年通過驗收；三是計劃對浙江財經學院東方學院、浙江工業大學之江學院等10所遷建規范，2012年通過教育部考察驗收。

　　令人意外的是，浙大城市學院、浙大寧波理工學院等一批獨立學院至今未能通過考察驗收。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教育部在獨立學院規范驗收政策要點中明確提出，對普通高校獨自舉辦、普通高校與政府合作、普通高校與中國大陸境外注冊的公司合作舉辦的獨立學院不同意驗收。

　　“浙大城市學院辦學初期是由杭州市政府和浙江電信集團分別出資6000萬元、5000萬元啟動的，學院在發展過程中又通過多種渠道融資9.6億元投入基本建設，很難用教育部26號令來簡單界定學校的舉辦者是誰。”浙江大學城市學院黨委書記胡禮祥說。

　　據調查，浙江省曾引導獨立學院謹慎引入民資，全省22所獨立學院中有20所除了舉辦的公辦學校外沒有其他出資人；江蘇省25所獨立學院中有14所是國有民營二級學院；湖北省26所獨立學院中有一半沒有出資人。

　　“基于絕大多數獨立學院源于公辦校‘獨資’的歷史原因，甚至在2003年教育部《關于規范并加強普通高校以新的機制和模式試辦獨立學院管理的若干意見》頒布時已基本定局，教育部26號令很難一下子扭轉過來。”中山大學原黨委書記李延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