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協作與區域融合的時機來了

　　京津冀合作命題由來已久。當下，首都經濟圈主要是指京津以及其周邊的河北省各中心城市組成的城市圈，即北京、天津兩個直轄市以及河北省的石家莊、秦皇島、唐山、保定、廊坊、滄州、承德、張家口8個城市，簡稱“2+8城市體系”。伴隨這一地區經濟實力增強與基礎設施完善，逐步擴大到整個河北省，乃至環渤海其它城市，“京津冀”地區實際上是環渤海及北方城市帶的核心。

　　京津冀經濟協作或首都經濟圈協調發展是我國城市化進入中后期的一個標志，是中心城市由點狀聚集向網絡分散過渡的表現。但在利益攸關方缺乏互補共贏訴求情況下，京津冀深度協作問題始終未能得到有效解決。京津兩市一支獨秀，對周邊的河北省各城市拉動較小，與珠三角與長三角相比，缺乏完備的城市體系，缺少影響較大的二線城市(副省級城市和省會城市)和實力較強的三線城市(地級中心城市)，各城市之間功能互補性不強，協調性較差，競爭大于合作。這不但制約京津冀區域發展，也影響環渤海及北方城市帶整體發展。

　　新世紀初，隨著北京申奧成功，以及北京沙塵暴問題凸顯，“京津冀(北)空間發展規劃”完成與建議實施，從區域視角謀劃“大北京”發展與京津冀協作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以首鋼遷往唐山為起點，拉開了首都與周邊地區產業協調發展的序幕。北京CBD的崛起，天津濱海新區的開發，以及唐山曹妃甸工業園區的建設，促使首都經濟圈基本框架形成。一批中央企事業單位落戶燕郊、涿州、唐山，北京中小企業遷駐固安和永清，京津高鐵開通，天津作為北方經濟中心的逐步確立，首都新機場定建南城等一系列重大舉措，使得京津冀一體化進程有了一定實質性進展。

　　近10多年來，北京作為首都的獨特魅力以及產業層次多樣化，使得外來人口大量涌入，15年間凈增人口900多萬，年均增加60多萬，促使房地產投資與租賃業快速發展，房價虛高攀升。隨著居民收入增加和小汽車步入家庭，交通擁堵日趨嚴重。區域重化工業污染、市內汽車污染、工業污染交織在一起，環境質量急劇下降，“沙塵暴暫趨示弱，霧霾又籠罩京城”。房價高企、交通擁堵、環境污染這一系列大都市病爆發出來，使得全社會都在擔憂北京市可持續發展問題，甚至再次熱議“遷都”問題。可以說，解決北京交通擁堵、房價畸高、環境污染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治理“大都市病”的范疇，也遠遠超出了北京市本身的能力。在這一背景下，京津冀合作問題再一次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特別是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對京津冀經濟協作提出了明確指示。李克強總理進一步提出，要加強“京津冀地區經濟協作”，這從中央最高決策層發出的聲音無疑表明了問題到了最為緊迫的程度。民心所向、萬眾歸一，應該說根治問題的時間到了，京津冀協作與區域融合的時機來了。

　　亟待厘清的三大認識障礙

　　然而，行動的協調來源于客觀需要與認識上的統一。目前客觀需要毋庸置疑，但京津冀合作面臨三大認識障礙，亟待厘清。

　　問題一：財政收入求解。按照當前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北京將要把一部分經濟功能逐漸剝離出去。那么，剝離后的北京財政收入將如何保證？一旦財政收入減少，很可能會影響民生支出，影響百姓福利。問題二：離京難度求解。按照有關規劃，在保定建立政治副中心，北京將要把部分高校和研究機構、央企搬離，這無疑是一個大工程。很多求學者都把北京當做夢想中的求學城市，一旦搬離北京，大學的文化底蘊如何求存？問題三：能否破解北京的大城市病？京津冀一體化的初衷是破解北京當前擁堵、污染等問題。但早兩年北京內城的疏導，卻是疏了又擁入，反復如此。當前京津冀一體化，能否真正破解北京的大城市病？但要想推進京津冀一體化，這些難題無疑都需一一破解。

　　溫故而知新。改革開放以來，北京人口激增年份有三個節點：一是1994年-1995年，主要受市場經濟體制確立與通貨膨脹影響，人口流動加速，來京人口趨于增長；二是1999年-2000年，主要受住宅商品化與北京大規模城市建設影響，外地進京購房人口增加；三是2006年以來，常住人口呈逐年大幅增加趨勢，由1600萬急劇增加到2100萬，年均增加70多萬人口，外來人口由400萬激增到近800萬，這與北京舉辦奧運會與建設世界城市目標確立有關。總之，北京城市建設與快速發展預期、人口涌入對城市住宅價格攀升形成連鎖互動效應。

　　對于問題一，短短的12年時間里，不包括北京農村人口在內的常住城鎮人口由1080萬增加到1780萬，增加了近70%，新增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核心區，無疑加大了城市交通、住房、環境壓力。與此同時，工業與傳統服務業在這一期間得到快速發展，也支撐了大量外來人口就業需求，但利稅比例較低。以工業為例，目前僅占GDP的18.4%，即使這些產業全部外遷，也不會對經濟造成太大影響。北京財政主要來源是金融、旅游、高新技術與現代服務業。以第二產業為例，212萬人的就業，占全市就業人口的20%，地稅收入僅326億元，人均1.5萬元，遠低于全市職工人均地稅3萬元平均水平。因此，第二產業占北京市稅收比例不足10%，貢獻率較低。因此，第二產業轉移對北京市財政影響不大。

　　對于問題二，北京作為全國首都和歷史文化名城，是全國人民心靈的家園，讓任何一個人離開這座城市的確很難。但為了北京的可持續發展，再難的事也是有補救辦法的。實現京津冀一體化無疑可以放大首都的區域邊界，承載更多的北京人口，減緩北京的壓力，也促進河北和天津的發展，是一個雙贏的選擇。世界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首位城市人口大多占到總人口的5%以上。北京作為邁向世界城市的大國首都，無疑將成為全國首位城市。按此計算，我國首位城市的人口將達6800萬，顯然僅僅靠北京自身無法承載如此多的人口，即便是將天津市整體考慮進來仍無法承載如此多的人口。因此，將河北省，特別是河北省北半部分，即環首都經濟圈各縣市，納入首都地區，是必然的選擇。這樣形成的京畿地區能容納更多的人口，分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為北京減負，有利于減緩“城市病”，也為周邊地區注入經濟發展活力。可通過基礎設施一體化、產業互補、管理體制統一等措施實現“同城化效應”，使得遷出人口同樣具有“首都歸屬感”，減小離京難度。

　　對于問題三，我們認為京津冀一體化，或者說京畿地區構建，對于北京緩解交通擁堵、環境污染、降低虛高房價等問題具有“釜底抽薪”作用。盡管過去北京在“十二五”規劃等有關規劃中出臺了相應措施，以期治愈日趨嚴重的“大城市病”，但諸多措施只是對“大城市病”個別現象的應對，治標不治本。近些年北京內城的疏導，之所以疏了又擁入，反復無效的原因就是“遷人不遷產”。因此，今后京津冀一體化，必須實行“遷產帶遷人”方式，從根本上減少中心城區的人口密度，來真正破解北京的大城市病。

關鍵詞：京津冀,區域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