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元“叫車費”太貴政府應牽頭開發叫車軟件

　　近日北京出臺了《北京市出租汽車電召服務管理試行辦法》，規定從6月1號起，出租車司機必須保持每天兩單電話叫車業務。對此鐘君認為，這個規定肯定會有效果，但意義并不大。如今在電召上做文章有些落后，政府應該牽頭開發一套比較完備的叫車軟件系統。

　　乘客在北京一處出租車乘降點排隊等候打車。

　　鐘君認為，電話叫車需要提前4個小時，而打車很多情況下是隨機的，因此新規定肯定會有效果，但意義并不大。此外，4個小時的效率很低，再加上5塊錢的叫車費用，他認為費用有些高。因為很多城市叫車都是免費的，叫車本身就是服務的一個環節，因此5塊錢或者8塊錢還是很貴的。

　　對于現在流行的手機叫車軟件，鐘君表示，由于受到幾個方面的限制，現在還不太實用。很多年輕人可以很熟練地使用智能手機，但是出租車司機使用的還很少。此外，在開車的時候，司機看手機也會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鐘君認為，應該由政府交通主管部門、出租車管理部門來牽頭，開發一套比較完備的叫車軟件定位系統。一端是消費者，另一端是像汽車導航一樣裝到出租車上，雙方都可以很便捷的找到對方。如今已是信息社會，定位技術也很發達，再在電召上做文章有些落后。

　　打車難說明政府管理失靈靠漲價解決是懶人思維

　　對于打車難問題最終應向誰來追責這一問題，鐘君認為這主要還是上級主管部門的責任。他表示，從公共管理學理論上講，打車難體現了兩個失靈。第一個是市場失靈。此前出租車完全放給市場經營時出現了一系列混亂，例如繞路、拒載等等。這個時候怎么辦？政府收回來，放給出租車公司經營，結果又出現了壟斷經營等問題，同時并沒有讓出租車形成一個隨叫隨到的社會氛圍，打車難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又產生了出租車公司和司機之間的關于份兒錢高低的矛盾沖突，這是政府管理失靈的表現。

　　鐘君認為，主管部門應當做好公平公正的裁判角色，在出租車司機和出租車公司之間產生矛盾和沖突的時候要作為一個調停者，保證份兒錢制定的合理性。出租車畢竟是公共事業，政府部門有必要為其效率最大化做出自己的努力，也就是通過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來完善它，例如牽涉到全局的信息系統定位系統的開發，而不是微觀地來參與到具體的價格制定等方面，這些問題應該交給市場來做。

　　而對于近期北京將召開出租車調價聽證會，對出租車電召價格和運營價格進行上調，以提升司機高峰期出車的積極性，鐘君認為，打車難是公共管理問題，如果靠調價來解決，那就是典型的懶人思維，就是一刀切簡單化處理問題。他認為，出租車調價不是說一下子調到多高，而是必須要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公共管理的思維。在高峰期把價格調得高一些，這可以理解，但如果不是高峰期，一刀切下去的調價就值得商榷了。

　　鐘君表示他支持調價，但調價的方式方法和科學決策的水平要經過充分的討論，要防止兩個錯誤的傾向。一是一聽證就漲價，這是一個問題，另外一個，聽證不僅僅是聽漲價漲多少，而是要聽什么情況下漲，什么情況下不漲，聽政還是要有一個科學決策、綜合考慮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