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有出戲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這封所謂的“公開道歉信”其實只是陳小魯回給同學會秘書長黃堅的一封私人郵件。

　　“我收到了黃堅發給我的一組照片，全部是1966年校領導被當做黑幫批斗和勞改時的情景。”陳小魯記得，黃堅在郵件的最后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中國歷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們今天——一個歷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從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師們說一聲：對不起您了，我們真誠地道歉！”

　　那天是8月18日。47年前的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和紅衛兵。那一天，陳小魯和上百萬人齊聲高喊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口號走向廣場。

　　陳小魯看著已經泛黃的照片，記憶越來越接近1966年。

　　一張照片里，幾百名學生聚集在教學樓中間的大院里，兩名戴眼鏡的女教師正低著頭站在水泥臺上接受批斗。一旁的男教師舉著一塊小黑板，上面用粉筆寫著“黑幫分子”四個字。身后的平房上，則掛著寫有“永遠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字樣的條幅。

　　陳小魯依稀認出，其中的一位女老師正是黨支部書記華錦。

　　那一年陳小魯剛滿20歲，上高三。他所在的八中是北京市重點中學，學生中大約有三分之一都是干部子弟，因此也被稱作“政治起家”的學校。

　　回憶當年，陳小魯笑稱自己“左得很”，整天學的都是“階級斗爭”、“反修防修”這些東西。“文革”爆發前一年，干部子弟中流傳說，毛主席講，學校已經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了。

　　“當時就想，誰統治啊？肯定不是學生啊，那只能是校領導吧！”那一年，陳小魯在墻上貼了一張大字報，寫的是“讓階級斗爭的風暴來得更猛烈些吧”。

　　1966年，“文革”爆發，學校停課。6月9日，一張大字報貼在八中里，揭發說學校的一個工友因生活艱難而賣血。“這在當時是很煽情的，我們覺得校領導太沒有階級感情了。”陳小魯記得，當時全校群情激憤，學生們把校領導揪到水泥臺上批斗，底下站滿了人，有的初中生還戴著紅領巾。

　　校領導靠邊站后，陳小魯自然而然地成了造反學生里的領袖人物。他在全校教師大會上代表學生講話：“過去有出戲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

　　后來，各個學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則成立“校文革”并選舉了革委會主任。在八中，陳小魯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滿票通過。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身面對的日子”

　　“文革”爆發時，黃堅也在念高中。當時流行一句話是“好人斗壞人，活該；壞人斗壞人，狗咬狗；壞人斗好人，經受鍛煉；好人斗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黃堅親眼看到校領導被學生掄著皮帶追打，有人還振振有詞： “這是考驗我們革命不革命的時候”。這種恐懼延續至今，在中國青年報記者的一次電話采訪中，他曾在回憶往事時一度哽咽得說不下去。

　　2011年，北京八中為迎接90周年校慶有了籌建校史館的打算，黃堅一下子收到了許多老校友提供的照片，其中就包括他后來發給陳小魯那組。但當時黃堅清楚，“這組照片根本不可能被選上”，便拿相機把它翻拍下來。

　　陳小魯很快回復黃堅，郵件里寫道：“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凈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第二天，8月19日，黃堅將這封回信放到了同學會的博客上。

　　“我確實沒想到，他看到這個東西后會有這么明確的表態。”黃堅說，此前也曾接觸過私下里向老師道歉的校友，有的人“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師道歉”。但陳小魯的反應仍然讓他感到“很不簡單”，“因為陳小魯本人并沒有打過人，他也公開反對打人”。

　　他們的老師趙榮尊曾經提起，當年，幾個初中學生把她堵在教室里，要給她戴高帽、剃陰陽頭。湊巧路過的陳小魯攔下了這些少年，“你們可以批，但不許揪斗，不許剃頭”。后來，趙榮尊挨了一個多小時的批，陳小魯也陪在她身邊站了一個多小時。

　　“經過了47年我算明白了，人有他的尊嚴，有他的權利，是受憲法保護的，但當時我不知道這些。”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陳小魯坦率地說道，“我那時候只是有個樸素的認識，黨的傳統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里有一條，不能虐待俘虜！”

　　但北京八中的局勢還是一天天變壞下去。那時候，社會學家鄭也夫正在八中念初中，選革委會主任的時候，他還投了陳小魯一票。 “我敢說，打人的事情，當時在校的所有學生，沒有人不曾目睹過。”鄭也夫親眼看到，一個常年患病、平時不來學校的“右派”老師，因領工資來校時，被在全校打人“名氣最大”的一個高二年級的紅衛兵截住，兩人面對面時，“就像羊面對狼一樣，老師眼里的那種恐懼，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最后這位老師遭到一頓暴打。

　　死亡很快發生了。一天，八中黨支部書記華錦上吊自殺。此前，一名學生曾經在校園里遇到過她。“我受不了了。”華錦對他說。陳小魯至今都記得，自己趕到學校南側的那個教室里時，華錦全身浮腫，一動不動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身面對的日子。我作為當時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斗、被勞改負有直接責任。在運動初期我積極造反，組織批斗過校領導，后來作為校革委會主任，又沒有勇氣制止違反人道主義的迫害行為，因為害怕被人說成老保，說成反對‘文革’，那是個令人恐懼的年代。”

　　47年后，陳小魯在回復給黃堅的信中這樣寫道。

　　“八中有1000多個學生，是每個人都造反了嗎？是每個人都去積極批斗老師了嗎？沒有啊！”

　　“當時老三屆同學會內部反應也挺大的，支持的人很多，但也有人覺得小魯有點矯情，還有人提出，要站出來道歉的應該是當年打過人的學生，而不應該是他。”計三猛回憶起此事被公開后的情形。

　　8月24日，學者張鳴發表了一篇題為《對文革的深度反思需要懺悔和道歉》的文章。他寫道：“不止‘紅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們或深或淺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參與過傷害別人……但是，不知怎么一來，所有人突然之間都變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個民族，幾億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這樣一來，一場持續十年、卷入幾億人的災難，除了幾個死掉和在監獄里的人之外，在現實生活中，就沒有了加害者。”

　　采訪中，陳小魯專門談到這個問題，“我是沒有打人，但我還是造反了，這一條我就錯了。你可以推脫，說那是大環境的錯，不是我的錯。這也對。但是這件事情就發生在八中啊，八中有1000多個學生，是每個人都造反了嗎？是每個人都去積極批斗老師了嗎？沒有啊。我也可以選擇不挑頭，但我還是參與了，而且是帶頭的呀！”

　　“他就講，正式道歉這個事情很重要，要盡快做。對那些身體不好走不動的老師，他想登門拜訪，一個個去看。”黃堅記得，在這件事成為輿論焦點后的第三天，陳小魯就和他們相約前往海淀區的陽臺山老年公寓，那是當年的教育處主任李阿玲如今生活的地方。

　　“是小魯要來看我吧。”在電話里，李阿玲似乎已經知道他們的來意。那一天，86歲的她很早就站在公寓門口等待自己的學生們。

　　“不要提道歉的事情，不怪你們。”滿頭銀發的李阿玲給陳小魯拉來一把椅子，讓他坐在自己的對面。

　　“老師對道歉看得很淡，也很寬容。”黃堅說，相比于“文革”時受過的苦，李阿玲似乎更愿意回憶那些人性中的溫暖。有一次，李阿玲在校門口被一幫學生們圍住，結果一個老師遠遠趕過來喊，“你這個黑幫分子，還不趕快給我滾蛋！”接著，這個老師還騎著自行車在后面追她，“后來我才知道，其實他不是追我，而是想趕快到前面去攔7路汽車，讓我趕緊跑”。

　　知道學生們要來看自己，八中的老校長溫寒江也很高興。他89歲了，但交談起來仍然興致勃勃。只有在偶爾提起那段舊時光時，他臉上的神采才整個兒黯淡下來，“音樂堂那次批判會之后，我被打了3個小時，很痛苦……”

　　這是一段很多人不愿意再提及的往事了。批判會在中山公園的音樂堂里舉行，參與者是來自“四、六、八中”的學生，站在臺上接受批判的“黑線人物”包括北京市教育局書記張文松、局長李晨以及幾個西城區重點中學的校領導。

　　作為這場批判會的組織者，陳小魯起初的想法很單純，“那時候要‘找題目’，總要找個事情搞一搞運動”，他原以為，“開批判會嘛，大不了就是喊喊口號”。

　　意外很快發生了。黃堅當時坐在音樂廳的最后一排，“突然一群學生就沖上了主席臺，掄起皮帶就抽，看得我們膽戰心驚！”

　　“沒辦法了，擋不住的”，主席臺上的陳小魯舉起紅衛兵的旗子，朝著那些沖上臺的學生喊口號，“停下，把他們‘踏倒’在地！”

　　“連制止打人都要用侮辱人格尊嚴的口號。”提起那段往事，陳小魯唏噓不已。也正是在經歷這一幕之后，他的思想開始由“造反”轉向“保守”。

　　“那次批判會是我組織的，影響很壞，因此我想向您當面道歉。”陳小魯接過老校長的話茬，說出了那句埋在心里很久的“對不起”。

　　“這不能怪你們，當時你們還是文明的。”溫寒江擺了擺手，平靜地說，“‘文革’中的錯誤不能簡單歸咎于哪個人，更不能由你們這些學生負責。”

　　黃堅舉起相機，拍下了師生和解的這一幕。照片里的溫寒江的確已經老了，他的腰背開始彎曲，連眉毛都掉得很厲害。坐在他身邊的5個學生也不再年輕，他們中的三個人有了嚴重的謝頂，另外兩個人則已滿頭白發。像很多這個年紀的老年人一樣，他們開始耳背，有時會聽不清對方的講話。

　　幾天后，黃堅把當時的情形整理成文發在了老三屆同學會的博客上。不久前，他剛被診斷出患有胸膜炎，每天要吃幾十粒藥，但他還是把大部分時間放在了張羅這些事上。

　　“你看到了，再不道歉，我們就都太老了。”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