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說，對不起自己，對不起老師，對不起后人和歷史”

　　在10月7日的道歉會之前，陳小魯接到一個《紐約時報》女記者打來的電話。

　　“陳先生，我曾經(jīng)采訪過你的父親，他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電話那頭的聲音已經(jīng)不再年輕。

　　幾天后，這名70多歲的老記者如愿見到了陳毅的兒子、也已經(jīng)年近70的陳小魯。

　　“那時我很幼稚。”她告訴陳小魯，自己是澳大利亞人，當時是一名左派大學生，1967年她慕名來到中國，并在陳毅兼任外交部長期間，得到過他的親自接見。在中國的時候，她也穿軍大衣、戴紅袖章，打著紅旗到處參觀。

　　這種歷史戲劇性同樣存在于陳小魯身上。一個曾與他在“文革”期間有過通信往來的學者認為，“陳小魯?shù)倪@種政治態(tài)度和立場代表了一批人，特別是代表了那批在‘文革’初期最早響應毛澤東號召起來‘造反’，又最早對發(fā)動‘文革’表示懷疑直至否定的人們。”

　　1971年“9.13林彪墜機”事件是陳小魯思想轉(zhuǎn)變過程中的又一個節(jié)點。“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為什么還要造反？他干嘛呀？吃飽了撐的？”陳小魯有了一個解不開的“思想疙瘩”。

　　1975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興起，作為沈陽軍區(qū)最年輕的團政治部主任，陳小魯被分配到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批鄧”。出乎很多人意料，他給岳父粟裕寫了一封信申請調(diào)動。“道不同不相與謀”，他在信里寫道。

　　“之前我不知道自己錯，但那時候不是了，搞這一套我自己心里頭接受不了。”陳小魯說，從那時開始他已經(jīng)“不想再說違心的話了”。某種意義上，這種性格部分塑造了他此后的人生軌跡乃至精神世界。1991年，他與體制告別，下海經(jīng)商，自稱“無上級個人”。及至今天，這種民間身份則間接幫助他可以選擇公開向歷史低頭致歉。

　　“已經(jīng)47年了，將近半個世紀，經(jīng)歷了風風雨雨，開始一步步反思，當時覺得‘文革’是政治錯誤，后來發(fā)現(xiàn)它的根本問題在于違憲。”10月7日，坐在茶社會議室的紅色沙發(fā)上聊起這些時，陳小魯顯得憂心忡忡。他開始主動談論當下，反復提及“反日游行里那些砸車打同胞的年輕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經(jīng)消除了？類似的東西會不會再發(fā)生？很難說。”

　　“就像帕金森病一樣。”陳小魯拿起擺在面前的杯子，“如果今天拿個杯子打碎了，你可以說是失誤是走神，但如果你每次都打碎，那一定是你存在問題，不正視，怎么解決？”

　　陳小魯看重反思，卻反感輿論“將道歉者崇高化”，“每個人都是在書寫自己的歷史，這只是我的個人選擇而已。道歉就高尚，不道歉就不高尚？我不認為是這樣。真正的反思不見得非要道歉。我相信，那段經(jīng)歷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刻骨銘心的。”

　　在眾多接受采訪的當事人里，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xié)會秘書長郝新平對那段狂熱的歲月印象深刻。1966年8月18日，作為北京師大女附中(現(xiàn)北京實驗中學)的紅衛(wèi)兵代表之一，她曾在天安門城樓上獲得了毛澤東的接見。而就在那次接見的13天之前，這個北京市最著名女校的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被自己的一群女學生打死，成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個遇難的校領(lǐng)導。那一天，郝新平親眼看見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車上”。

　　2011年，500多名校友自發(fā)捐款為卞仲耘立了一尊銅像。“也有同學私下里向還在世的校領(lǐng)導道過歉，但打人者都背著很重的包袱，到現(xiàn)在也沒有人敢于站出來為此公開道歉，所以我看到小魯?shù)氖潞蠛苁苡|動，我們這一代人，應該給社會歷史一個交代。”郝新平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自己曾經(jīng)發(fā)短信詢問陳小魯關(guān)于公開道歉的事。

　　很快她就收到陳的回復：“遺忘是人類的天性，九零后有幾人了解這段歷史？我們不說，對不起自己，對不起老師，對不起后人和歷史。”

　　“我挺希望他們能了解那段歷史，哪怕知道我們八中曾有過這么一段黑暗的時期也行”

　　像很多六七十歲年紀的人一樣，當這些老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他們談論著身體近況、老年公寓以及北京的霧霾天氣。只是在一些特別的時候，他們的對話里才會透露出這場聚會的不同之處。比如，當他們分成兩排落座時，忽然有一個老人問起另一個老人：“咦，我是不是教過你？”

　　47年后，老師不再像是老師，學生也不再像是學生。他們的年齡之和已經(jīng)超過1500歲，而相互之間的年齡界限卻不再那么分明，白發(fā)、老年斑以及日漸松動的牙齒同時在他們的身上顯示著歲月的力量。

　　但在10月7日上午的這場聚會上，他們又部分恢復了往日的神采。年輕的、年老的、黑白的、彩色的他們出現(xiàn)在一張張的照片里，在會議室內(nèi)的投影屏幕上反復播放。所有人都出神地看著，有的老人被旁邊的擋住了視線，就用手拄住桌，探著頭看，另一些人索性站了起來。黑白和彩色照片里都是一些值得追憶的好時光。許多人找到了他們第一天走進校園時的樣子，另一些人則回想起這個曾經(jīng)的男中頭一回迎來女生時的熱鬧。

　　循環(huán)播放的照片里并沒有1966年的那段日子，這是播放者黃堅刻意的安排。但那些殘酷的回憶還是會在不經(jīng)意間就冒出頭來。老團委書記張慶豐提起，自己曾在深夜時被學生叫到音樂教室接受審查，他被要求“從窗戶里爬進去爬出來再爬進去”，回家后這個大男人哭了兩個小時。當年的物理老師張連元剛一張嘴，就忍不住哽咽起來。“文革”中他曾因家庭出身問題挨斗，他的妻子——另一所中學的人民教師，于1968年墜樓身亡并被學校視為“畏罪自殺”。

　　在將近3個小時的道歉會上，僅有這兩次，老師們流露出了內(nèi)心的痛苦。在大部分時間里，他們并不愿自己的學生執(zhí)著于道歉這件事。

　　“沒有必要站出來道歉，你們也是受害者，當年是階級斗爭為綱，誰能不擁護？”年紀最大的老師張顯傳第一個發(fā)言。坐在他旁邊的老黨總支書記盧進則說，“老師對待學生，就像父母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學生犯再大的錯誤，我們也能理解。”

　　“沒有必要追究你們的責任。”張連元努力用手按住自己的眼角，好像在避免再次流淚。他抬起頭，像是叮囑般地說道：“但是要總結(jié)這一段歷史，把法治建設提到重點，今后不再出現(xiàn)類似的問題。各位，我們希望你們能在這方面進一步作出應有的成績。”

　　面對老師的諒解，陳小魯和其他幾個校友沒有再多說什么。在聚會結(jié)束的時候，計三猛忽然大聲說了一句：“感謝老師的教育！感謝老師的寬容！”

　　所有到場的老學生，不約而同地站起來，向坐在對面的老師們深鞠一躬。

　　道歉會結(jié)束后，陳小魯領(lǐng)著中國青年報記者回到了他的母校，北京八中。

　　很多東西已經(jīng)改變了。曾經(jīng)的胡同平房已經(jīng)變成金融街的高樓大廈，水泥地操場也被一座奧運會級別的現(xiàn)代化體育館所取代。但陳小魯可以毫不費力地找回當年的記憶。

　　1966年8月的一天，學生領(lǐng)袖陳小魯和浩浩蕩蕩的學生隊伍一起，走出校門，穿過胡同，前往中山公園音樂堂。為了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陳小魯組織了這場“四、六、八中”全部參加的批判會。他并沒有想到，幾個小時后，那些“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會被一群突然沖上臺來的中學生打得頭破血流。

　　講起這段往事時，陳小魯朝校園里看了一眼。國慶長假還沒有結(jié)束，除了幾個保安之外，學校里空空蕩蕩的。

　　“現(xiàn)在的孩子們可能對‘文革’沒有什么概念了。我挺希望他們能了解那段歷史，哪怕知道我們八中曾有過這么一段黑暗的時期也行，不要再去重演這段歷史，不要斗爭老師，不要斗爭任何人。”陳小魯嘆了口氣，從刻著“北京八中”四個大字的校門前走過。